操纵证券市场罪兜底条款的解释规则——汪建中案再探讨

本文以"汪建中案"为切入点,讨论了《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操纵证券市场罪第一款第四项兜底条款的解释问题,指出兜底条款应当包含基于信息的操纵证券市场罪,并将基于信息的操纵证券市场罪与相关犯罪行为进行区分,并指出其性质并非欺诈。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超个人法益之提倡

证立法益的正当性方向应是将法益与宪法基本权利相关联。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应是个人信息自决权,以刑法规范保护个人信息具有正当性。但是直接以最严厉的刑罚手段保护个人信息自决权并不符合比例原则的必要性与均衡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应是超个人法益,即个人信息安全的社会信赖。对侵犯个人信息罪的超个人法益的合理性,可以从刑法理论、刑法条文与司法解释、修法背景与司法实践等几个方面证立。在缺失有关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基础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刑法解释应保持谦抑与理性。     

两罪死刑废除 两类行为罪入——《刑法修正案(八)》涉税犯罪新规定解读

《刑法修正案(八)》对涉税犯罪规定作了重要修改。取消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和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死刑,并将虚开不具有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功能的普通发票和非法持有伪造的发票等行为纳入到《刑法》中。本文在比较新旧规定的基础上,对新规定的出台背景、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以及新规定的对当前打击涉税违法犯罪工作影响做了分析。这同时也是对《刑法修正案(八)》涉税条款的解读。     

内幕交易罪“获利或者避免损失数额”的司法认定

《刑法修正案（七）》对内幕交易罪的犯罪构成进行了重大修改。基于内幕交易罪构成要件及其刑法解释具有较大的复杂性，在内幕交易罪的修改过程中与最后条文颁布后，证券金融犯罪刑法理论与实务对内幕交易罪构成要件刑法解释存在不同的见解。有必要对内幕交易罪相关疑难的刑法适用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与细致解释，为适用全新的刑法规范合法打击证券金融犯罪提供参考。     

浅析概括性刑法概念的正当性解释

本文以刑法中的一类特殊概念一概括性刑法概念为切入点，在此基础上对刑法解释的正当性及其如何实现刑法的正当性解释进行论述。提出对概括性刑法概念进行正当性进行正当性解释的社会环境条件、思想前提以及制度保证等想法。市民社会的发育程度是法律发展的重要保证，当然也是刑法正当性解释的重要保证，实现由政治刑法向市民刑法的转变是对刑法进行正当性解释的思想保证，改变现行的不合理的刑法解释制度，实行新的刑法解释权力分配制度是对刑法进行正当性解释的制度保障措施。     

资本制度改革的刑法匹配——论抽逃出资罪保留的必要性及其重构

新公司法的修改使得刑法和公司法之间的衔接产生空隙,于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解释的形式对刑法进行了修改,废除了抽逃资本罪对于实行认缴制的公司的适用。本文分析了抽逃出资罪对新公司法所确立的资本制度的法益保护及刑法规制的必要性,认为抽逃出资罪仍有保留的价值并且应当对该罪名进行重构。     

资本制度改革的刑法匹配——论抽逃出资罪保留的必要性及其重构

新公司法的修改使得刑法和公司法之间的衔接产生空隙,于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解释的形式对刑法进行了修改,废除了抽逃资本罪对于实行认缴制的公司的适用。本文分析了抽逃出资罪对新公司法所确立的资本制度的法益保护及刑法规制的必要性,认为抽逃出资罪仍有保留的价值并且应当对该罪名进行重构。     

“卡迪”模式与刑事公正司法的实现

从“有法必依”到“公正司法”喻示着一种刑事司法观的应然转变：　放松了司法者对法律文本本身严格服从的要求,更加强调文本之外的个案公正、合情理等实质合理性依据。这对破解当下具有普遍性的法条主义裁判思维,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政策支持和启发。按照罪刑法定原则本意进行合乎逻辑的推演,绝不能推导出“法有明文规定即可定罪处罚”的结论。韦伯关于中国古代司法系“卡迪”模式（即“非理性”）的论断具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及合理性,这种卡迪模式对实质公正的追求具有目的正当性,不宜将此简单视为“恣意司法”的代名词,其中体现的能动性判断具有司法出罪维度的意义。在目前刑法体系下,法的公正价值与法的安定性并不存在冲突,出罪的理论依据与规范依据完全可以得到恰当融合,但在法适用中需要缓和法的命令性要求。恰当的说理论证是嫁接法的安定性与个案公正的纽带,该过程实际上是将合情理、合目的等价值考量揉入刑法文本的理解、适用及说理论证过程当中。     

商业秘密刑事条款与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衔接

近年来,《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商业秘密条款被频繁修订,《刑法》中有关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条款和司法解释却没有随之更新。侵犯商业秘密罪应如何适用,两法如何衔接,成为当下的严峻问题。新《反不正当竞争法》改变了商业秘密的定义,增补了行为方式,《刑法》尚能应对,但侵犯商业秘密罪“重大损失”的标准过低,必须通过特别规定来解决。形式上有多种可能性,内容上要把握慎刑和谦抑原则,在划清民事侵权和刑事犯罪边界时要正确把握刑法的独立品格。具体说来,由于商业秘密涉及国家安全,要对有涉外因素的行为加重刑罚;对不同行为方式所体现的社会危害性进行质和量的区分,并与侵犯财产罪严格区分。另外,侵犯商业秘密的入罪标准“重大损失”过于单一、认定困难,建议增加“其他严重情节”。     

试析《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冲突衔接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是国家调整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两道堤坝。《治安管理处罚法》所描述的违法类型与犯罪类型相类似,甚至相同,二者之间会出现法条竞合的现象。应当根据刑法内在谦抑性的要求,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的解释,优先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只有在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应当受刑罚处罚程度,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的时候,才能动用最严厉的刑罚制裁手段。     

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对习惯国际法的重申、认定及“重构”

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在实践中需适用习惯国际法，罪刑法定原则甚至要求其适用的法律只能是已经属于习惯法的规则。与此同时，国际刑事司法实践亦极大地推动了习惯国际（刑）法的发展，其最直接的呈现在于规则层面。根据已有的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当触及习惯国际（刑）法时，它有可能对现行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地位进行重申，亦有可能对“地位未明”的规则进行认定，甚至有可能对现行习惯国际法规则进行“重构”。这三种类型，都在事实上促进了习惯国际法的发展。当然，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对习惯国际法的重申、认定或可能的“重构”皆不能背离国家实践，否则，它不仅会违背习惯国际法的基本原理，而且也相悖于罪刑法定原则，其对习惯国际法的发展以及司法裁判也就失去了正当性。     

德国刑事诉讼审前程序评析

审前程序犹如刑事诉讼整个大厦的地基,如果没有科学的、合理性的建构,之后的诉讼程序将难以为继.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传统诉讼理念中强调对犯罪的控制,奉行“职权主义”的诉讼构造,普遍实行警检一体化,“起诉法定主义”和“卷宗移送主义”等法律制度.司法审查机制在我国刑事诉讼审前程序中的缺位造成我国刑事诉讼的重大结构性缺陷,因此,我们需要借鉴德国刑事诉讼审前程序运作的良性经验,反思我国的审前程序.     

论现代国际私法实质正义价值取向

与＂法则区别说＂时代的国际私法比较,现代国际私法更注重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和实现。针对这一现象,在考察前现代国际私法的基本价值追求和表现形态的基础上,分析现代国际私法以追求实质正义为精神内核,由此呈现出现代国际私法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发展是人类对整个法律价值追求演进的一部分,简明提出实现现代国际私法实质正义的途径与方式。     

试论受贿罪

受贿犯罪不仅严重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履行公务活动的廉洁性,而且对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司法机关要正确认定受贿罪,必须严格把握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注意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在刑事处罚上准确适用法律。     

What we spend and what we get: Public and private provision of crime prevention and criminal justice

In this paper, we consider a number of issues regarding crime prevention and criminal justice. We begin by considering how crime is measured and present both general and specific evidence on the level of crime in a variety of countries. Crime is pervasive and varies substantially across countries. We outline the arguments for some public role in crime prevention, enforcement, prosecution, defence, adjudication and punishment. We consider the relative roles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in crime control and criminal justice. We discuss various measures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We conclude by suggesting some potential areas for research.     

ICO融资行为的挑战:我国非法集资行为刑法规制路径的反思与应然选择

ICO刑法规制的尴尬处境表明,我国现行刑法中“发行标的”与“募集对象”两类规制路径的并重适用,将引发刑法设计上的“逆向选择”,进而形成法律规制效力的分散化。从非法集资被稳定界定与提高法律规制效力的集中性出发,我国应以“募集对象”路径构建针对非法集资的刑事规制体系;同时,借鉴公司法现物出资制度经验,通过概括式规则对“资金”概念进行周延界定,促成以统一的“非法集资罪”罪名对各类非法集资行为进行集中、有效刑事规制。     

美国混合合并反垄断法规制研究

关于混合合并的问题,美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态度是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因此,美国的混合合并经历了合法—非法—基本上合法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美国视混合合并为非法的时期内,通过一系列的具体案件,美国混合合并理论得到了蓬勃发展。我国应当借鉴美国的经验,在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中来具体分析混合合并行为,从而促进我国反垄断法的发展。     

保护规范理论反思与本土化修正

近年来,我国宏观流动性投放逐步由以前的被动投放（外汇占款）向主动投放转变,银行业资产配置结构更趋多元化,金融创新更加活跃,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金融体系流动性传导的渠道和机制,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流动性在金融体系中消长、转移的内在逻辑,探讨新形势下流动性管理的合理方式和路径。本文运用动力系统模型来分析和论证银行资产配置结构变化对市场流动性状况的影响机制,以及中央银行流动性管理工具的有效性。研究表明,银行资产配置趋势的同质化容易导致市场流动性状况的恶化;中央银行需要进一步完善利率传导机制,强化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评估政策的协同配合,以提升流动性管理的有效性。     

证券犯罪刑事追究探析

从证券犯罪的发展态势看,采取"严厉"的刑事政策非常必要."严厉"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扩大证券犯罪范围,严密刑事法网;修改证券犯罪的刑罚配置,强化刑罚的严厉性;刑法干预应及时与确定,严格执法力度.     

For fraud,look under ‘serious and organized crime’

ABSTRACT

The UK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fraud cannot be disentangled from its broader ‘serious and organized crime’ (SOC) strategy. In order to explore whether fraud should—in public policy, criminal justice and law enforcement terms—be seen primarily as an SOC issue, there is a need to consider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or not ‘SOC’ is a sensible object of policy-making in the first place. Several arguments in favour of an SOC policy are identified in the paper. However, the notion of an overarching SOC policy is problematic for three reasons. First, SOC is a fundamental mis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which does not correspond to a real social problem. Second, SOC policy can limit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problem-specific crime strategies, Third, the ‘SOC’ label can negatively transform how social problems are perceived over the long term. If fraud is to be better understood and dealt with, it may therefore be necessary to extract it from its current inclusion within wider SOC strate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