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西部地区与东部、中部地区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变化的一个比较分析

本文对1978—2003年我国各省份城市及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消费差异，各省份城市与农村居民之问的收入差距、消费差距作了比较系统的实证研究，发现这25年间：(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包括人均储蓄指标)、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增速东部地区大于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东部地区省际之间的离散程度大于中、西部地区；(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东部地区增速大于中、西部地区，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东部地区省际之间的离散程度大于中、西部地区；(3)1978-2003年，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消费)绝对差距一直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则一直是全国城乡收入比和消费比(即相对差距)最大的地区。本文还从耐用消费品的实物拥有量上验证了上述结论。最后文章指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出现收入上的区城差距、城乡差距可以说是市场经济下公平竞争、效率法则、优胜劣汰的一种必然结果．而且对于我国可能还会在较长时间内客观存在；政府的作用空间就是通过建立有效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体系。不使这些差距过大，不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财政补贴与农民家庭消费异质性——基于CHARLS数据的研究

基于2011年和2013年两期CHARLS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中央财政“一刀切”的基础养老金补贴政策与地方财政差异化的缴费补贴政策对农民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财政补贴有利于整体促进参保农民家庭消费支出，尤其对已领取养老金的家庭，消费增进效应更明显；对于未领取养老金的参保农民家庭，却具有抑制效应。从不同收入阶层和不同地区来看，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财政补贴对低、中、高收入阶层农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依次减弱，对东部、西部、中部地区农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依次增强。因此，加大财政补贴力度、优化补贴方式、扩展筹资渠道、强化制度联动能更好地发挥财政补贴改善社会福利的作用。     

农村家庭消费需求调查分析——以辽宁省沈阳市为例

为了解当前沈阳市农村居民家庭的收支水平、收入来源结构、消费支出构成及其变化趋势,尤其关注价格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本文选取120户农村居民家庭进行了实地问卷调研。调研显示:样本家庭生活环境进一步改善,生活便利程度提高,收支盈余比例增加,收入同比基本持平;样本家庭支出同比持平,其中日常生活支出及农业生产支出占总支出比重增加;样本家庭大宗消费品普及,新型大宗消费品增加,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对消费影响程度较大,计划消费的意愿低迷;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农民贷款需求基本得到满足,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支持"三农"的作用尚未体现。     

最低生活保障对收入贫困和消费支出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的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城乡低保政策的瞄准效率、减贫效果及低保对家庭消费支出和福祉改善的影响。结果表明:低保的瞄准效果在农村不如城市,中部地区不如东部和西部;低保对缩小贫困差距、减轻贫困程度的影响大于对降低贫困发生率的影响,低保的减贫作用受到政策瞄准误差和保障水平的约束;整体上低保家庭并没有将收入优先用于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而是用于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相比非低保家庭,东部和中部的城市低保家庭倾向于将收入用于教育的投资,农村低保和中西部城市低保家庭的医疗保健支出费用更高。因此,应提高低保政策的瞄准有效性和保障水平,加强低保政策与医疗、教育等专项救助政策的衔接,逐步实现城乡统筹,确保社会救助的公平性和长效性,充分发挥低保政策的兜底保障功能。     

义务教育均等化供给与居民收入再分配——基于农村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从教育支出与质量两个方面考察农村义务教育供给对收入再分配的具体影响。教育供给通过两种机制影响个体收入：一是通过调节学历水平对收入的促进作用,间接增加个体收入;二是作为独立的因素直接增加个体收入。基于影响机制对农村义务教育供给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的研究表明,农村义务教育供给水平仍然未实现均等化。以教育支出视角考察,由于其具有一定的累进性,农村家庭从小学、初中教育的获益使得当期基尼系数分别降低了7.3%、2.5%;以教育质量视角考察,其对农村收入差距起到了扩大作用,如果教育供给质量实现均等化,则基尼系数最高可降低5.8%。此外,小学教育供给水平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大于初中教育供给水平的影响。     

吉林省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支出行为的影响——基于吉林省2003～2006年抽样调查的面板分析

基于2003～2006年吉林省农村居民消费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基本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不明显,而非基本收入对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非基本收入对家庭经营支出的边际贡献较大,但基本收入的边际贡献较低;各类收入对生活消费支出均有显著的边际贡献,且非基本收入的边际贡献较大;财产性收入是税费支出的主要来源,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与其对应的支出项目保持了较高的相关性.因此,通过一定的政策调整改变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能引导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的改变,进而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     

移动支付促进家庭医疗健康消费支出了吗?

本文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了移动支付的使用对家庭医疗健康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移动支付的使用显著提升了家庭在医疗健康方面的投资,考虑内生性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和信息成本是移动支付影响家庭医疗健康消费支出的重要机制,移动支付用户可能通过社会资本效应增加医疗健康消费支出,但在面临疾病冲击时可能通过信息效应降低家庭的医疗保健成本。异质性分析发现,移动支付的使用对城市家庭的影响大于农村家庭,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在多儿童家庭中的影响更为显著。     

基于OLG模型的家庭资产最优分配策略研究

本文在考虑代际收入转移的家庭消费—储蓄决策中,根据消费的特点将家庭消费分为耐用品消费和非耐用品消费,并引入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讨论家庭在耐用品、非耐用品、保险、风险投资和教育等方面的最优支出决策问题。模拟结果显示,本文模型能够很好拟合家庭实际支出结构。通过敏感性测试发现：风险投资和生存保险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教育无法替代且独立于个体的风险态度;耐用品组合的折旧率对耐用品消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个体的风险态度和效用折现率都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消费和投资需求。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消费升级

论文利用2018年在中国东部、中部、西北部和西南部4个县（县级市）收集的400余农户数据,使用内生转换模型分析了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消费的影响,并从缓解流动性约束和缓解信息获取受限两个方面讨论了数字金融使用影响农户消费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使用会促使农户优化消费结构,调整消费倾向;同时,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主要通过缓解信息获取受限起作用,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主要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起作用,而对消费倾向的影响则是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和信息获取受限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此外,数字金融使用对不同年龄段农户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数字金融使用对青年农户的家庭消费支出、消费结构和消费倾向都有显著影响,而对中老年农户的影响有限,仅对家庭消费支出和发展性消费占比有显著影响。     

收入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消费率的不对称影响——基于前景理论的实证分析

基于我国1999-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应用前景理论考察收入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收入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消费率有显著影响,并且该影响具有不对称特征;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具有显著的区域特征。对于我国的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居民而言,这些地区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符合前景理论特征,而我国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并不符合前景理论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