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转型期腐败与反腐败成本分析

腐败往往并不是一种利令智昏，而是一种经济理性的算计和操作。由于腐败的低投入、高产出和低风险系数使其成为一种高收益、低成本的投机；又由于反腐败成本投入不够，使转型期腐败呈不断蔓延之势。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转型期腐败成本构成及成本状况，提出反腐败应加大腐败者的成本支出和反腐败的成本投入，从而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路径研究

本文从腐败产生的经济学原理入手,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和腐败行为选择的经济模型,分析产生腐败的各类成本、收益及腐败的查处概率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传统的精神成本CM、法律成本CL、预期收入损失Ip及腐败查处概率P等因素的基础上,引入隐匿成本CH,分析腐败收益B对腐败行为选择的影响。并针对当前现实问题,提出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具体路径。     

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我国审计的影响

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审计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个用于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件，对预防腐败、界定腐败犯罪、反腐败国际合作、非法资产追缴等问题进行了法律上的规范，对各国加强国内的反腐行动、提高反腐成效、促进反腐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财产申报制度对防治腐败有效性的博弈分析

被誉为“阳光法案”的财产申报制度兼有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双重功能,通过对官员腐败行为的博弈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财产申报制度在一定条件下能防治腐败.基于博弈过程中潜在腐败官员和反腐部门双方的策略选择和期望收益,可以从推进财产申报法制化进程、健全基本框架、完善配套措施等方面来提高其对腐败防治的有效性.     

论市场经济与反腐倡廉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腐败之风在中国也有所蔓延。虽然从本质上讲市场经济是反腐败的，但它的运动形式与私有贪欲结合却会助长腐败。因此，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与反腐倡廉紧密结合。     

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近年来，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党委在狠抓金融中心工作的同时，始终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反腐倡廉的新实践，通过狠抓教育、完善制度、加大监督，全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加大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消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为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组织保证。     

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立法之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确立了控制腐败犯罪的基本措施，我国控制腐败犯罪的规定与《公约》存在较大差异，文章根据公约内容提出促进我国在贪污、贿赂犯罪定罪和执法方面完善的建议。     

证券公司借壳上市：模式、成本和收益比较

本文提出了一套模型和指标来计算中国证券公司及其股东在借壳上市中的成本与收益。研究发现：证券公司实际承担的总借壳支出并不高，甚至还可能在合并后获得净现金收益；在借壳上市中，证券公司原股东主要承担了股权稀释的成本；证券公司借壳上市后，其原股东普遍获得高投资增值收益；采用不同的借壳模式，证券公司原股东的成本及收益的规模和收益结构等有明显差异；结合股改的模式可能提高证券公司原股东的借壳收益，而采用分步走的模式可能带来更高的资产估值收益以及总体借壳效益。     

反腐败、企业绩效及其渠道效应——基于中共十八大的反腐建设的研究

本文借助十八大掀起的一系列反腐行动作为外生冲击,通过观测上市公司商旅招待费在反腐败前后的变化水平,在控制相关因素后能在一定效用范围内识别出企业的腐败水平。为了有效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了市场反应模型和DID模型系统地检验了腐败对于微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1)十八大的召开给腐败严重的企业带来了更积极的市场反应;(2)反腐败能提高企业绩效,并且这种效应在政府干预严重的区域更显著;(3)渠道效应研究表明,反腐败通过加快资产周转率,缩短经营周期,优化投资效率,提高生产效率这些中介渠道,最终作用于企业的绩效表现。本文为反腐败的实施成效提供了微观角度的实证证据,并系统性地验证了腐败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     

浅议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中，领导干部是否做到廉洁自律，它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至关重要。党中央非常重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并把它列为反腐败斗争的任务之一，中纪委多次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提出了一系列的规定和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应通过学习教育，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加强自律与监督相结合，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腐败发生率，使反腐倡廉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