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杠杆:一个周期性问题?

一直以来,企业部门杠杆率在中国宏观杠杆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构建企业杠杆率的动态局部调整模型,本文区分了经济周期对企业杠杆率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二者进行测算。结果显示,用观察经济周期哑变量估计系数的方式来判断经济周期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会显著高估企业杠杆率顺周期调整的程度,因为这只捕捉了周期的直接影响。在同时考虑了经济周期对杠杆率的间接影响后,我们发现:第一,中国企业杠杆率总体仍具有顺周期性。这表明货币政策在维护物价水平、熨平经济周期波动时,能够对企业杠杆率稳定产生一定的正向溢出效应。因此,双支柱调控框架具有内在一致性,可以形成政策合力。第二,中国企业杠杆率变动的顺周期性较弱,尤其是国有企业。因此,想要在保持物价和经济增长稳定的同时实现稳杠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需相互协调配合。本文的研究为思考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分工与协调提供了有益的微观基础。     

我国金融倾斜波动效应的实证分析

基于融资结构变迁的视角,"金融倾斜"特指间接金融与直接金融两种融资方式的不平衡发展,而金融倾斜极易引发一国经济的非对称波动.长期以来,间接金融主导着我国金融资源配置,通过H-P滤波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信贷市场波动具有强烈的亲周期特征,股票市场波动仅显现微弱的亲周期特征;通过非对称脉冲响应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信贷紧缩时期的波动效应大于扩张期的波动效应,由此验证了我国经济周期中"小冲击,大波动"的金融加速器效应.     

宏观杠杆率和商业信心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非线性影响

高杠杆带来更高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一作用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通过商业信心所产生的间接影响.本文以22个国家近20年的数据为基础,应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宏观杠杆率的门槛效应以及宏观杠杆率和商业信心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非线性影响.检验结果显示:第一,杠杆率升高会抬升金融风险;第二,商业信心对金融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第三,杠杆率对金融风险的抬高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间接效应,其间接效应正是通过商业信心渠道传导所引发的效果——高杠杆会抑制商业信心的正面作用;第四,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只有间接效应发挥作用,直接效应并不显著;第五,相比杠杆率,货币供应量更加限制商业信心的作用,对金融稳定性产生影响.鉴此,在继续推进结构性去杠杆和金融去杠杆的过程中,既要加强商业信心和信用体系的建设,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也要充分重视由广义货币所构成的全社会流动性环境,着力控制住货币供给的总闸门.     

批发融资会增强商业银行的杠杆顺周期性吗?——基于140家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

对2006~2016年中国140家商业银行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商业银行杠杆变动具有明显的顺周期行为,但是批发融资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商业银行的杠杆顺周期性,甚至使杠杆率呈现逆周期效应。批发融资对杠杆顺周期性的缓释作用在资产规模较小、批发融资占比较高以及杠杆率水平较低时较为显著。但2014年出台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在控制批发融资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业银行的逆周期缓释策略,增强了商业银行的杠杆顺周期行为。     

股价崩盘风险、杠杆转移和金融错配

伴随着资本市场发展日臻完善，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之间替代性逐渐加强，如何优化债务结构，有效、稳健地去杠杆，成为防范金融风险、改善金融错配亟需解决的问题。以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2003～2020年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股价崩盘风险指标，分析股价崩盘风险、杠杆转移和金融错配之间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股价长期稳定和长期剧烈波动均并不利于企业债务融资和资源配置效率，适当的股价波动能够缓解企业所受到的融资约束；无论是考虑股价崩盘风险，抑或是股权所有制、企业规模的异质性，适当地提高杠杆率有助于缓解金融错配程度；杠杆向低股价崩盘风险、低杠杆率企业转移能够有效改善金融配置效率。     

政府补贴和国有参股对参与PPP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

政府补贴和国有资本参股是政府参与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两种主要方式。本文借助一个资本具有外部性的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这两种方式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机制,并进行经验验证。理论分析发现,国有参股的担保效应增加了项目公司对高杠杆的需求,提升了金融中介发放贷款的意愿,使金融中介接受更低的借款利率。政府补贴不影响项目公司与金融中介之间的借贷合约。项目公司外部融资所受影响会进一步传导至参与PPP的企业。因此,国有参股增加稳态时的企业杠杆率,降低借款利率;政府补贴则不影响杠杆率和利率。实证部分通过整合2014-2018年财政部PPP项目库数据和2010-2018年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借助PSM-DID分析发现,国有参股程度显著降低参与PPP项目的上市公司的借贷成本并提升其杠杆率,但政府补贴支出没有明显作用,印证了模型结论。此外,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国有参股程度对参与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程度更小。本文研究对PPP模式下如何减少政府债务风险以及控制债务风险向企业转移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企业杠杆率、融资类型与金融逆周期调节 ——基于明斯基金融不稳定理论的实证研究

企业杠杆率过高已成为威胁我国经济稳健和金融稳定的隐含风险,需要运用金融逆周期调节措施降低其造成的金融不稳定性.论文基于明斯基金融不稳定理论对我国企业杠杆率及融资类型进行实证研究,使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金融逆周期调节压力指数,并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脉冲响应、方差分解、格兰杰检验等方法对我国31个省级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当前企业融资类型与明斯基金融不稳定理论中的投机融资和庞氏融资具有较大相似性;我国企业杠杆率的上升加剧了金融的不稳定性,且金融不稳定的加剧及企业杠杆率的上升对GDP长期增长存在负向影响;但是,适度的金融逆周期调节可以有效控制企业杠杆率过快增长但并不对GDP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应适当出台政策防范企业从对冲融资向投机融资乃至庞氏融资转变,抑制金融不稳定因素增长和企业杠杆增长过快对经济增长的长期不利影响.     

金融系统顺周期效应的形成机理与影响分析

金融系统顺周期效应主要表现在监管资本、贷款损失拨备和公允价值计算的顺周期性三个方面。金融系统顺周期性会引发系统性风险．加剧金融经济周期波动。有必要深入探讨顺周期效应产生的原因、形成机理和影响途径。从而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我国宏观杠杆率高企的当然性成因北大核心

我国的国家债务水平问题近10年来成为市场的关注焦点。国际比较显示我国宏观杠杆率水平总体偏高、企业部门高企,据此市场得出我国企业进而整体债务水平过高的结论。但企业部门杠杆率高企的成因有当然性和非当然性之分:当然性成因当然地、非当然性成因非当然地推高此杠杆率。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高企的四大当然性成因分别为:重经济占比大、储蓄率与投资率高、债权融资主导和经济增长预期强。鉴于这四大当然性成因的存在,宏观杠杆率高估了我国企业进而整体的债务水平;当前放松对宏观杠杆率的要求是顺势而为;相比债务规模我们更应关注资产质量。     

A股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对杠杆率的影响

我国企业杠杆率不断提高是过去十多年微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现象。企业提高杠杆率(债务率),也就是债务增长的速度超过权益增长的速度。企业权益增长的途径包括所有者增加资本、企业经营利润留存等。企业债务增加的途径包括银行借款、发行债券、商业信用等类型。我国以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体系,银行信贷在企业融资中分量极大,因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分析企业提高杠杆率多是集中在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贷往来。事实上,商业信贷在企业提高债务率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地方政府债务、金融营商环境与实体企业融资约束

文章基于"财政金融关联"视角,利用2015至2020年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金融营商环境与实体企业融资约束三者间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与企业融资约束存在正向推高关系,而良好的金融营商环境对实体企业融资约束存在负向抑制关系;异质性检验显示,地方政府债务对民营实体企业、中西部实体企业融资约束的推高作用更强;交互效应结果显示,金融营商环境的优化能有效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对实体企业融资约束的推高作用.因此,提出改善地区金融营商环境、对差异化企业性质实施优惠帮扶政策以及严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是缓解实体企业融资困境,促进地区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措施.     

Preemption,leverage, and financing constraint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preemptive competition and leverage in a duopoly market. We investigate both a case in which the firms have optimal financial structures, and a case in which financing constraints require firms to finance their investments by debt. Our findings are that the second mover always leaves the duopoly market before the leader, although the leader may exit before the follower's entry. The leverage effects of debt financing can increase the value of a firm and accelerate investment, even in the presence of preemptive competition. Notably, financing constraints can delay preemptive investment and improve firm values in preemptive equilibrium. Indeed, the leader's high leverage due to financing constraints can lower the first-mover advantage and weaken preemptive competition. Especially with strong first-mover advantage, the financing constraint effects can dominate the leverage effects. These findings are almost consistent with the empirical evidence, which shows that high leverage leads to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 and mitigates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产业政策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

本文以2006-2015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十一五”与“十二五”产业规划所处的时间区间内,考察了产业政策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以及作用路径。结果显示,产业政策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显著正相关,且分别在非国有、小规模和融资约束较严重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区分调整方向后发现,产业政策能提高资本结构向上调整的速度,但只有重点产业政策能提高固定资产比例较低的企业向下调整的速度。基于作用路径的分析发现,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选择增加债务的方式来调整资本结构的概率;重点产业政策提高了特定类型企业以增加权益方式向下调整资本结构的概率。上述结果表明,产业政策主要通过债务融资方式影响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而只有受到重点产业政策支持的特定类型的企业能够通过权益融资方式提高资本结构调整速度。     

新三板挂牌公司融资效率实证分析

以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成本、财务费用、资产负债率作为投入指标,总资产周转率、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为产出指标,运用DEA方法,对597家新三板挂牌公司2012-2014年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技术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新三板挂牌公司的融资效率逐年提高,然而融资效率普遍偏低.进而从经济环境和企业自身两个方面,分析了融资效率偏低的原因,并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     

西部地区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2007-2010年的经验数据

本文选取沪市西部地区53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着重研究债务融资的税盾效应与财务杠杆效应。基于样本公司的债务融资现状,通过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与多元回归分析揭示了债务融资效应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及显著水平。结论表明,当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大于债务利息率时,提高资产负债率,税盾效应、财务杠杆效应同时增大,进而增强债务融资效应;当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小于债务利息率时,提高资产负债率,税盾效应增大,财务杠杆表现为负效应,债务融资效应呈现不确定性。     

Why does capital structure choice vary with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We develop a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explaining financing over the business cycle. To avert agency conflicts, managers must hold a high percentage of their firm's equity. During contractions, firms substitute debt for equity in order to maintain managerial equity shares. During expansions, risk-sharing improves, with increases in managerial wealth facilitating substitution of equity for debt. In calibrated simulations, (counter) cyclical variation in leverage is only exhibited by less constrained firms. All firms exhibit financial accelerator effects. However, the effect is decreasing in financial flexibility. The model's predictions regarding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are consistent with empirical evidence.     

中国企业去杠杆需考虑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吗?——加息和缩表的比较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货币政策微观溢出效应的两国开放经济模型,提出企业结构性去杠杆需考虑开放经济因素,并在模型中引入企业融资约束机制,利用2002年第四季度-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沪深A股1023家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美联储加息和缩表两类货币政策对我国企业杠杆率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美联储缩表在初期对我国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程度较大,但不存在长期溢出效应;而加息在初期影响程度相对较小,但对我国企业杠杆率存在长期溢出影响。在溢出方向上,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显著降低我国企业杠杆率。在溢出结构上,企业融资约束越严重,美联储货币政策对我国企业杠杆率溢出效应越明显。     

中国金融部门杠杆周期分析——基于1998-2018年的数据证明

结合中国经济金融体系发展实践,以银行部门（其他存款性公司）总资产/实收资本作为代理指标分析中国金融部门杠杆率的周期性特征,并对周期形成原因进行探究,对我国金融部门杠杆周期与金融周期的顺周期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在观测期内,中国金融部门杠杆经历了多个短周期,短周期长度在9～16个季度（约2～4年）不等,并经历了至少1次中周期,中周期时间约为35个季度（约9年）;我国金融部门杠杆周期与国家金融监管政策密切相关;我国金融部门的杠杆周期与金融周期并不必然表现为顺周期性。因此,我国应当更加注重金融监管政策和信贷政策的配合协同,科学反映金融部门杠杆情况,维护金融稳定,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生命周期视角下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动因研究

以2009~2012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发展动态的角度检验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动因。研究表明：成长期和成熟期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由管理者代理冲突所致,衰退期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由大股东代理矛盾所致,非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由管理者代理冲突和大股东代理矛盾共同所致;成长期上市公司投资不足主要由融资约束所致,成熟期和衰退期公司投资不足由融资约束和两类代理冲突共同所致,且非国有公司比国有公司面临更加严格的融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