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欧盟经验 处理好中国与东盟税收关系

本文介绍了欧盟成员国通过税收协调推进区域税收一体化的进程,在此基础上,提出推动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间税收协调的政策建议,以营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稳步发展的税收环境。     

税收征管改革与税收制度的协调

积极推进税收征管改革,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与水平是我国当前税收工作的重点,但突出的问题是我国税制的复杂性及多目标将会制约税收征管质效。本文通过分析税收征管与税收制度的关系以及我国现行税制与税收征管不协调的状况,提出了在现行税制体系下我国税收征管改革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本外币政策协调机制研究

本外币政策的协调是一国实现内外部均衡的重要条件,也是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我国目前的本外币政策进行剖析,结合当前形势就如何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加强政策协调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国城市风险治理：形成背景与产生原因

城镇化与保险业存在密切联系,在深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过程中,发挥并实现二者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在构建城镇化与保险业发展耦合协调模型和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以中国30个省份2001~2012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从时空维度对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全国维度下,城镇化与保险业发展耦合协调状况不佳,二者的耦合始终处于颉颃阶段,而二者的协调关系经历了由低度协调向中度协调转变；（2）区域维度下,城镇化与保险业发展耦合协调关系失衡具有较大的区域差异,中西部失衡现象较为突出,失衡的原因表现为东部地区由城镇化不足所致,中西部地区由城镇化滞后转变为保险业发展滞后；（3）省际维度下,城镇化与保险业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具有明显的时变性和空间扩散特征,由沿海与沿江省份组成的“T”形极化格局向较为均衡的空间格局转变。     

西部资源跨区域开发与政府间税收管辖权协调问题研究

西部资源的跨区域开发过程中,开放性、半开放性公共资源的开发特点,使非法人生产机构与法人管理机构的跨行政区域分离具有客观性。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跨区域投资开发方式的新变化又进一步加大了这种机构分离的趋势,导致资源地税收管辖权的严重弱化。建立起规范、有效的政府间税收协调机制,维护资源地的税收管辖权,是西部地区走出"资源开发———财政贫困"怪圈的重要路径。     

非均衡市场下房地产寡头产量竞争研究

在非均衡市场下建立房地产寡头产量竞争动态博弈模型，并分别用理论和数值模拟的方法对其演化加以分析。研究表明，在区域市场非均衡条件下，房地产寡头可以通过重复博弈达成产量竞争均衡；在房地产开发生产技术、管理水平的特定阶段和稳定的税赋政策下，市场供需的非均衡状态和地价房价比决定区域房地产寡头产量博弈的均衡解、均衡稳定性和均衡演化路径，从而决定房地产供给市场的类型。政府宜采取地价房价比控制、市场供需结构调节和税收调整同步的方式调控房地产市场，政策效果相得益彰。     

加入WTO后我国面临国际税收竞争的挑战与对策

国际税收竞争既可能推动经济的发展，也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我国加入WTO后，国际税收竞争对我国税收主权的完整、现行税制的效用以及税款的征收提出了挑战。为此，我国应积极参入国际税收协调、推进税制改革以及加速反避税工作。     

金融开放条件下利率改革和汇率改革的协同效应分析

在金融开放条件下,汇率、利率与套利资本流动存在着内在联系,我国在进行汇率制度改革、货币政策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时,应注意三者协调发展和整体平衡,寻求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的最佳政策组合,发挥利率改革和汇率改革的协同效应。为发挥金融改革协同效应,必须注重货币政策工具改革之间协调与配合,增强利率汇率的联动机制,积极推进与利率市场化相协调的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从而推动货币内外均衡进程。     

产业转移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及其对策

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宏观背景和困境表明,解决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的出路之一就是推进产业在区域之间的转移.以产业转移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思路是:健全市场机制与合作机制,实现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相结合、遵循空间均衡和生态效率的原则,充分发挥中部崛起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纽带作用等.     

对我国财政收入和支出关系的再研究——基于EG两步法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

本文运用EG协整检验方法对我国1953—2010年间的财政收支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我国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间的短期与长期关系。分析表明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误差修正项将以0.423295的力度作反向调整,将非均衡状态恢复到均衡状态。也就是说,即使在短期偏离长期均衡时,也会受到一种＂引力约束＂使其向长期均衡靠拢。通过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格兰杰原因,证明了存在＂收入——支出假说＂。     

"特朗普税改政策"的溢出效应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特朗普税改使美国成为税收洼地,各国为争夺国际资本竞相效仿降税,加剧了全球税收竞争,为世界经济复苏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有必要通过构建利润转移视角的税收竞争模型,揭示特朗普税改对全球经济产生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及赤字约束问题,并运用一般均衡模型(CGE)模拟特朗普税改对世界经济溢出效应的长短期影响.特朗普税改是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但长期内对中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负面影响不断减弱,并会对出口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因此,我国应构建国际税务交互管理体制,强化企业税收激励的法制保障,完善税改冲击的应急运行机制.     

物业税改革对地区间税收分配差距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地区间税收分配差距指标的分析,认为开征物业税很可能会扩大我国地区间税收分配差距。在当前物业税改革过程中,需要充分重视该问题的研究。建议将土地出让金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作为物业税改革总体规划的重要配套措施,统筹设计相关制度,以有效防止地区间税收分配差距的不合理扩大,促进地区间经济协调、平衡发展。     

从税收视角看工业化:以湖南为例

税收是经济的"晴雨表",可以作为整个经济的"了望台"。从税收规模、税收增长、税收构成等方面的分析,能揭示税收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剖析湖南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可得出如下结论:可以从税收视角去把握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或工业化程度;经济结构的转变与调整,不仅对经济发展本身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从政府财源的角度看,也至关重要。     

数字服务税对企业的影响及我国的应对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国际税收规则改革是近年来税务研究的热点和难点,研究数字服务税对数字企业的影响,对于我国借鉴国际改革经验,建设数字税收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依次考察数字服务税对跨国数字企业定价策略、薪酬战略、盈利能力,以及相应地数字企业上调服务价格对价值链上其他企业和数字化转型企业交易成本、竞争力的影响可以发现,数字服务税具有较强的扭曲性,在降低数字企业利润水平的同时,也增加了相关企业的实际负担。有鉴于此,我国对开征数字服务税应持谨慎态度,在密切关注国际税改动态的同时,应加紧研究符合我国实际的数字税制,促进数字经济和税收的均衡发展。     

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税收政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也日趋明显。作为国家宏观调控主要手段的税收政策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的税收政策因素包括:税制存在缺陷、税收优惠政策逆向调节、税收返还制度设计不合理等。为发挥好税收政策在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方面的调节作用,当前应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和税收返还制度。     

新个税法模式下的劳动者权益探究

"公平"是税收环节开展与劳动关系平衡的交叉范畴,依附于人身属性以获取财产性利益的劳动者在个人所得税缴纳中占主体地位,工资薪金所得更是个人所得税的丰厚税源。新个税法由"分类税制"向"分类-综合并行二税制"模式转变,以实现对横向税负公平与纵向税负适度的保障,通过劳动性所得综合征税设置、综合所得税率调整、费用扣除标准设计三个主要方面调节劳动者权益杠杆,影射出对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追求。新个税改革无论在个税税制模式上抑或是税率级距设置上无不体现着对中低收入群体的福利关怀。     

地方政府竞争与对策——基于Justmon-Thisse模型及其扩展的分析

政府竞争是政府运用税收、补贴、基础设施等手段吸引可流动的人力、投资等资源，目的在于促进本地经济的增长，迎合本地居民需要。但是在晋升博弈背景下的政府竞争则由于由官员的收益代替了居民的收益作为地区收益的代表，因此出现了地区基础设施同质化和以高额补助方式进行恶性竞争的招商引资大战。通过对贾斯特曼－蒂斯模型的拓展，我们论证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解决我国政府间恶性竞争的关键，成立具有约束力的区域协调机构或区域合并能够提高本区域的收益水平，通过促进人口自由流动等方式建立“用脚投票”机制，可以作为对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一种有益弥补。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税率评估——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完善我国税制的一个重要举措,确定各个产业部门改征增值税后的税率是其中一个关键的环节。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可以评估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之后不同税率的选择对宏观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影响。政策模拟的结果显示,目前正在实施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方案权衡了对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以及经济结构的影响,是对经济运行影响较小的稳健选择。     

“营改增”与企业经营决策:专业化还是多元化?——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在制度环境的变迁中做出的经营决策关乎其生存与发展。作为“放管服”改革的重要内容,由点到面推开的“营改增”增强了企业自觉适应市场环境的活力,其带来的巨大减税效应以及专业化分工效应是否会促使企业放弃被误认为“粗放型发展”缩影的多元化经营策略呢?本文利用“营改增”这一准自然实验作为外生冲击,基于我国2010—2017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营改增”政策促进制造业企业多元化经营,且注重横向多元化经营,主营业务中制造业业务增多,制造业业务收入增加。同时发现在“营改增”政策背景下,企业价值也大幅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从“营改增”政策角度为多元化溢价论还是折价论的争议提供了部分结果,也为我国“营改增”政策实施效果的进一步评价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资源税立法宗旨论

基于资源开发外部性补偿的假设,资源税在确保资源配置代际公平的同时,将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内置于税法评价体系,有助于实现生态外部成本的内部化。资源税立法应当具有明确的立法宗旨。作为统领资源税制的目的性法律条款,立法宗旨应反映资源税的立法依据,符合生态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契合其基本职能,并为今后资源税的改革提供价值指引。资源税的立法宗旨可表达为:为了节约和合理开发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定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