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OECD双支柱框架的我国数字经济税收挑战与应对

经济数字化改变了跨国企业的商业模式,改变了传统国际税收征管规则,也对中国税收制度提出了迫切的完善要求.数字经济给税收制度管辖权确定、税基确定和扣缴方式等方面带来挑战.许多国家已经采取单边措施对数字经济征税,对原有国际税收秩序造成冲击.经合组织发布"双支柱"框架,对税收要素进行多方面创新,力求为数字经济领域国际税制改革提供相对一致的制度参考,以应对数字经济税收难题,维护国际税收秩序.在国内外数字企业正在蓬勃发展的情势下,中国可以参考双支柱框架,提升现有制度适应性,建立数字经济税收制度,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税收挑战.     

美国301调查:数字服务税实践动向及其对国际税收规则的冲击

经济数字化动摇了国际税收秩序的基石,加剧了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给各国带来的损害,为应对挑战并在国际税收利益博弈中抢占先机,至今已有超过十个国家正在计划或已经开征数字服务税.美国作为全球数字经济产业的领先国,受数字服务税影响最大,为保护本国税收安全、维护税收利益,美国对开征数字服务税的多个国家启动"301调查".美国在调查报告中坚称,数字服务税不具有理论正当性,且缺乏规则合法性.数字服务税的性质模糊,数字服务税规则违反了国际税法视角下的资本输入中性原则、税收确定性原则、避免重复课税原则等,冲击了现行的国际税收制度,影响了国际税收秩序的稳定,自下而上地倒逼国际税收秩序重建.     

数字税2.0：展望元宇宙驱动的税收变革

以“双支柱”为核心的数字税收改革方案，虽然适应了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新业态的非物理移动性、多业态融合性以及跨国平台垄断性等特点，但并未消除数字经济对以物理存在、单独实体和独立交易为核心的传统国际税收规则带来的挑战。随着元宇宙的快速萌芽，其呈现的去中心化、匿名性、资产加密性以及虚实交互性等特点，在纳税主体界定、税收透明度以及税收管辖权判定等方面对现行数字税收规则体系带来了全新挑战。在上述双重挑战下，总结相关国际组织和部分国家采取的数字税收解决方案，并基于元宇宙发展的基本属性，从建立面向元宇宙的税收制度、加快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以及提前布局基于元宇宙发展特征的税收规划等方面提出建立数字税2.0的基本思路，能够实现提升数字经济税收治理效能、增强我国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等多重效果。     

全球数字服务税演进逻辑

<正>数字服务税收制度的变化，会重塑国际税收规则，研究并掌握国际税收规则的演进过程和演进逻辑，可未雨绸缪，为推动世界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数字服务税（DST,Digital Service Tax）的概念诞生于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全球背景之中，数字经济为各国带来全新经济模式的同时，也催生了随之而来的税收管理问题。OECD最早对数字经济所引发的国际税收规则变革引起重视，税基侵蚀以及利润转移的第一项行动为“数字化的税收挑战”。     

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税收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信息技术革命掀起数字经济发展的浪潮,推动新的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有的全球税收秩序和格局被打破,现有的税收制度面临严峻挑战,引起各国高度关注,围绕数字经济展开的新一轮世界性税制改革正在酝酿之中。我国应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带来的冲击,积极应对数字经济对税收产生的挑战,并结合当前国际社会公认的解决方案,提出既适合我国国情又符合世界公认原则的应对策略。     

差序格局、国家圈子和数字经济全球税收治理——基于社会学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考察国际组织与部分国家应对数字经济税收挑战的实践发现,各国应对数字经济税收挑战、磋商新的征税规则,在个体层面表现出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在国家集团层面则呈现出以大国(强国)为中心的国家圈子特征。大国(强国)相互信任、大国(强国)在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中处于中心位置、大国(强国)超越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的小圈子,对于构建数字经济税收新秩序、形成全球税收治理新体系至关重要。未来构建数字经济全球税收治理新秩序,根本之道在于破除数字经济征税规则重塑中的差序格局现象,跨越国家圈子现象,超越国家利益考量,基于大共识完善包容性制度框架,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经济全球税收治理共同体。     

数字经济背景下加强国际税收征管问题的思考

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发展对传统的国际税收征管带来诸多挑战。这些挑战集中体现在所得性质难以判定、常设机构的认定和常设机构的利润归属划分上。本文从数字经济背景下国际税收征管现状出发,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我国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加强国际税收征管提出了政策建议,包括征收"数字税",修订常设机构规则或条款,确定所得利润归属原则。     

应对跨境数字产品交易的税收方案北大核心CSSCI

数字经济是在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技术基础上,通过信息化和网络化环境实施的一种经济模式,给传统税收带来了巨大挑战。本文通过研究数字经济特征和价值创造模式,指出其对现行税收规则的挑战,并提出了应对数字经济的税收方案。     

全球数字服务税发展态势与应对策略研究

面对数字经济时代国际税收治理竞争格局加快重塑,中国作为数字经济生产大国、消费大国和输出大国,不能甘做全球数字经济税收权益争夺之战的旁观者,需从建立公平、合理、有效的国际税收新秩序高度,做好应对外部税收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储备.立足长远大势把握当前形势,兼顾短期应对和中长期发展,不仅要积极参与数字税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提前筹划应对单边数字税措施方案,还要不断完善国内数字经济税收征管法律法规,依托数字技术领先优势提升税收征管水平.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增值税税制和征管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崛起，我国增值税的税制和税收征管面临诸多挑战，增值税税制和传统的增值税征管模式亟待改革和完善。完善增值税的税制需要厘清纳税主体、简并增值税税目和税率、明晰课税对象等；改革增值税税收征管模式必须改进增值税税务登记方式，创新增值税申报方式，建立专门的数字经济征管部门，改革财政分配机制。同时，应加强国际税收合作与交流，积极参与国际税收征管规则制定。通过实施一系列有效措施，提升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增值税征管水平，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数字服务税对企业的影响及我国的应对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国际税收规则改革是近年来税务研究的热点和难点,研究数字服务税对数字企业的影响,对于我国借鉴国际改革经验,建设数字税收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依次考察数字服务税对跨国数字企业定价策略、薪酬战略、盈利能力,以及相应地数字企业上调服务价格对价值链上其他企业和数字化转型企业交易成本、竞争力的影响可以发现,数字服务税具有较强的扭曲性,在降低数字企业利润水平的同时,也增加了相关企业的实际负担。有鉴于此,我国对开征数字服务税应持谨慎态度,在密切关注国际税改动态的同时,应加紧研究符合我国实际的数字税制,促进数字经济和税收的均衡发展。     

我国应对数字服务税的内在困境与破解之道

实体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换,突破了传统税收征管实体联结度规则"壁垒"。税法领域的相关法律缺失,已不能有效解决数字经济时代线上线下税收不公的法律问题。面对数字服务领域的税收问题,世界各国采取的办法或是开征数字服务税,或是修改国内法律,又或是等待国际统一规则的制定。开征数字税的国家在纳税起征条件、税率、征税对象、"安全港"条文的豁免条款等方面存在差异,我国在应对"数字资产"所有者确定、运营商与客户之间的"互益行为"、无形资产估值等方面存在困境。面对数字税的开征,我国应从现实考量出发,转变传统实体"源头税收"观念、强化数据信息机制在税收征管领域的应用,并以国际协作的方式来应对这场数字税收领域的革命性变化。     

"特朗普税改政策"的溢出效应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特朗普税改使美国成为税收洼地,各国为争夺国际资本竞相效仿降税,加剧了全球税收竞争,为世界经济复苏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有必要通过构建利润转移视角的税收竞争模型,揭示特朗普税改对全球经济产生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及赤字约束问题,并运用一般均衡模型(CGE)模拟特朗普税改对世界经济溢出效应的长短期影响.特朗普税改是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但长期内对中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负面影响不断减弱,并会对出口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因此,我国应构建国际税务交互管理体制,强化企业税收激励的法制保障,完善税改冲击的应急运行机制.     

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与应对策略

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度的不断提升,深入把握国际经济运行格局和特征对于维护改革开放进程下中国经济的稳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分析指出,当前发达经济体经济减速常态化,新兴经济体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未来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将面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宏观政策负面溢出效应、传统国际经济秩序束缚等挑战。在此基础上,文章就深化国际经济合作、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提出中国经济的相关应对策略。     

论税收国际化趋势下我国的涉外税制

税收国际化是世界经济国际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涉外税收体系中的关税、所得税和增值税等也经历了国际化的发展历程。我国涉外税收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涵盖诸如加快增值税转型步伐、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调整与完善涉外税收优惠制度、加强国际税收合作等各方面。涉外税制的改革与完善将促进我国外向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而有助于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借鉴国际经验 建立我国财产税课税评估制度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以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改革和完善我国财产税制度日趋重要.课税评估作为确定财产税计税依据的重要方式,在财产税制度建设中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借鉴境外财产税课税评估的先进经验,提出了建立与国际惯例相一致、符合我国实际的财产税课税评估制度的建议.     

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分析——兼论分税制改革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

本文利用1979～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将我国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考察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把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占GDP的比例作为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对三大地区人均GDP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在我国同样成立;但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部门之间均不存在良性互动的关系,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仅停留在增加资本积累上,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不大;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需要将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进行。     

中国-东盟税收协调问题研究

本文认为,中国—东盟的经济一体化发展虽然尚处于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低级阶段,但随着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中国与东盟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将日趋频繁,因国内税制的差异而造成的税收障碍也将日益突出。为此,以消除税收障碍为重点的税收协调必不可免。秉承循序渐进的协调原则,东盟各成员国应该规范、完善现行税制,拓宽税收协定网络,加强国际税收合作;而中国则应致力于深化税制改革,完善国际税收制度。     

中美所得税改革取向的差异

本文认为,中国、美国截然相反的消费和储蓄经济结构,决定了两国所得税改革的政策取向不同。美国实行消费型的联邦所得税改革符合其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现状,而我国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结构,决定了我国应实行储蓄型或投资型税制改革,我国所得税的改革应更多地鼓励消费而不是储蓄或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