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含波动率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预测能力研究——来自上证50ETF期权的证据

本文以2015年2月至2018年3月在证券交易所发行与交易的一般公司债券为样本,建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信用等级来研究上证50ETF期权隐含波动率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隐含波动率对不同评级公司债信用利差影响显著且为正,隐含波动率可以用来预测公司债信用利差。借助本文的研究,不仅可以检验隐含波动率是否能够包含经济运行态势的信息,评估上证50ETF期权的定价效率,也可以为投资者对冲信用风险提供一种新策略。     

法治建设与债券信用利差——基于新《证券法》审议通过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强化投资者保护是新《证券法》的立法核心。本文基于新《证券法》审议通过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法治建设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新《证券法》审议通过显著降低了公司债信用利差。进一步分析发现,提升债券流动性与降低债务违约风险是主要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从债券特征看,当债券融资依赖度高、债券契约条款少、承销商声誉差时,法治建设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降低作用更强;从公司层面看,这一影响在投资者交易意愿低、投资者保护力度弱、信息披露质量差以及违法违规风险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本研究对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保障债券投资者合法权益以及防范化解债券违约风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债估值识别了债券信用风险吗？——基于跳跃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发行的一般公司债为样本,探究了中债估值跳跃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此说明中债估值对债券信用风险的识别作用。研究发现:中债估值跳跃能够显著提高债券信用利差,其中,中债估值上跳降低了信用利差,下跳提高了信用利差,且相对于上跳,下跳对信用利差的作用更大。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债估值跳跃对信用利差的作用在机构投资者中较大,同时在信息不对称性较严重、流动性较差及违约风险较高的债券中也较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债估值跳跃不仅包含了公共信息,还含有私有信息,并能改善股票分析师预测表现。本研究说明中债估值能够识别债券信用风险,具有信息含量,对于债券市场信息环境建设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具有重要意义。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的溢出效应——基于公司债信用利差的经验证据

立足于我国股份回购制度重大修订以及债券市场债券违约潮的现实背景，以公司债信用利差为研究视角，考察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在债券市场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股份回购对公司债信用利差有正向影响，说明股份回购在债券市场存在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股份回购是通过“风险防御”效应中的信息风险传导使得公司债信用利差增大。公司治理水平越低、融资约束程度越高，这种溢出效应越明显。拓展性检验结果表明，股份回购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正向影响在《公司法》修订后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为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的溢出效应研究提供了债券市场的经验证据，也为监管部门制定债权人利益保护政策提供了参考。     

我国公司债信用利差影响因素分析

从2014年4月"超日债"违约起,债券信用风险问题频繁。本文以2014年12月至2016年12月间在交易所交易不含权公司债券为研究样本,风险信用风险因素、流动性风险因素及宏观风险因素等因素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影响。分析发现,信用风险因素、宏观因素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影响显著,而流动性风险因素影响不显著。     

“一带一路”倡议与公司债信用利差

本文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国家倡议对微观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1)相对于非支持企业,“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能够显著降低支持企业的公司债二级市场信用利差,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2)通过考察“一带一路”倡议的债券市场反应,我们发现相比于非支持企业,支持企业在倡议提出后有显著更高的债券累计超额回报率。(3)进一步检验后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公司债二级市场信用利差的降低作用主要通过资源效应和信息效应来实现。并且,政策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重点对接行业以及重点对接省份的企业。(4)“一带一路”倡议还对公司债一级市场的发行表现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在倡议实施之后,受倡议支持企业发行的公司债,其一级市场发行利差下降幅度更大,且包含的担保条款以及限制性契约条款显著更少。本研究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公司债券市场的政策效应,对未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高资金融通效率具有参考意义。     

中国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影响机理研究

借助公司债的结构化定价理论和多元回归方法,研究中国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影响机理。利用Merton的结构化模型剖析了公司债信用利差的理论影响机理。进一步,以无风险利率、收益率曲线斜率、流动性、剩余期限、到期收益率波动率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中国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无风险利率、收益率曲线斜率对公司债信用利差影响显著,流动性因素对公司债利差解释能力较弱。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与城投债定价

由于1994年《预算法》限制了中国地方政府凭借自身信用发行政府债券的能力,地方政府通过设立融资平台的方式发行了大量城投债券。虽然城投债被普遍认为是含有政府隐性担保的,但隐性担保主体认定尚未有共识。本文通过加总地方政府下属融资平台有息债务总额的方法,构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负担率指标,并通过分析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负担率对城投债一二级市场信用利差的影响,进一步探索市场对城投债隐性担保责任主体的认定。研究发现,政府隐性债务负担率高的地方城投债信用利差偏高,并且这种影响随政策以及宏观形势而变化。自滇公路违约函事件后,投资者在城投债定价中开始普遍关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负担率的信息;而在43号文明确了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措施后,省级政府的隐性债务负担率开始成为城投债定价的重要影响因素。这说明投资者认可的地方隐性担保的责任主体是随时间变动的。     

信息不对称与债券信用利差的实证研究

中国企业债券市场较小,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是一个重要原因。企业债券发行者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投资者面临着较高的收集信息的费用,导致投资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而要求更高的回报,从而推高发债企业的信用利差。本文对发债企业和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与中国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发债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与债券信用利差显著正相关。     

失信风险传染会影响债券定价吗？——基于担保网络大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债券定价研究中不仅应该考虑企业自身的信用风险,还应该考虑相关网络组织的传染风险。本文基于43万笔非金融企业间的担保数据,构建了企业信用担保网络,发现失信风险作为一种广义的信用风险,在担保网络中具有传染效应,该传染效应能够影响债券的信用利差。企业的失信行为产生了三类传染效应,一是直接传染效应,无论是发债主体的担保人出现失信行为,还是被担保人出现失信行为,都会引起发债主体的信用利差上升;二是局部感染效应,如果局部担保网络中失信主体的占比提升,可能引起投资者对发债主体的“团体处罚”,导致信用利差上升;三是全局扩散效应,失信信息沿担保网络向整个市场扩散,导致债券信用利差上升。从企业所有制来看,民营企业主要受微观的直接传染效应和中观的局部感染效应影响;而国有企业主要受全局扩散效应影响;被担保人的失信风险对两类企业都有显著影响。失信风险传染效应会降低企业的再融资能力,其中局部感染效应导致企业次年的借款融资额下降,全局扩散效应导致企业次年的债券融资额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