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财政经济可持续发展——近五年广西财政收入结构分析

2005年以来,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础上,广西财政收入规模不断扩大,收入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从整体来看,财政收入结构是经济结构的综合反映。因此,加强财政收入的宏观调节,确保财政收入结构合理,是促进经济结构合理化的客观需要。本文试就广西近五年来财政收入结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并对优化财政收入结构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浅析影响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

财政收入是政府为满足其支出的需要,依据一定的权利,通过一定的形式和渠道集中起来的一种货币资金。我国的财政收入形式主要有以下五类:税收收入,国有资产收益,债务收入,公共收费及其他收入。影响财政收入规模的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职能范围和收入分配政策及价格因素。财政收入的增长情况关系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财政收入的增长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各项税收等。我们选择财政收入作为因变量,税收,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及人口4个经济指标作为自变量,利用EV-ei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建立影响财政收入的因素的模型。     

对非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过高格局的观察与思考

非税收入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组成部分,对支持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通过对大连市非税收入规模和结构分析发现,大连市非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超过50％,土地出让收入占非税收入比例七成左右,而且此种现象在沈阳、宁波、青岛等与大连经济发展情况相似的城市具有一定普遍性。非税收入占比过高的财政收入格局影响了财政收入质量,不利于地方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亟需从构建科学的税收制度体系、理顺政府收入分配秩序、规范政府筹资行为等深层次体制改革等方面人手进行深层次改革。     

太原市一般预算收入占GDP比重指标的现状及趋势分析

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财政收入规模的大小，不仅要看财政收入的数量，更要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这个比重反映了政府集中财力的程度，是国际上较为普遍的衡量方法。本文把“一般预算收入”指标作为分析、衡量太原市现阶段财政规模的切入点之一，主要基于四个理由：①因为“一般预算收入”是一个地区或城市财政实力的重要指标：     

规范非税收入预算管理研究

广西非税收入规模快速扩大，已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1992年广西预算外资金为53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61亿元的86．6％。，2007年，广西非税收入规模约为498亿元，相当于同期广西财政收入的70．1％，其中纳入财政收入统计范围136亿元，占财政收入的19．3％。近十五年广西非税收入增长了近十倍。本文拟对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作些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     

加强财政收入监督的几点做法

安化县是一个集山区、林区、库区、革命老区于一体的国家级贫困县．经济基础薄弱，财政收入长期以来徘徊在亿元以内。不仅财政收入水平低，而且收入结构不合理，收入质量较差，背着十分沉重的税收收入包袱。近几年，在省市财政部门的大力帮助和精心指导下，安化县努力探索财政收入监督新机制．积极稳妥转变收入监管方式，促进了财政收入的持续高增长和收入质量稳步提升．     

坚持实事求是努力提高财政收入质量

财政收入质量，是指财政收入增长能给政府带来可用财力资源的程度，其高低水平关系到政府财政职能的发挥。近年来，我省财政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总量连跨台阶，同时也暴露出收入质量有待提高、收入结构有待优化的突出问题。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给予高度关注，使之成了各级财政部门难以回避的查摆重点。     

以茶代木保护森林

一、“木头财政”面临的问题 昭平县是广西的重点林业县,森林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到79.4％,活立木蓄积量1022万立方米。财政收入来自林业和林产工业达70％以上,木材、松脂两大品目收入占特产税的90％。近年来,农业特产大宗产品木材的课税量基本保持在150000立方米,松脂的课税量保持在20000吨以上。历史上,松脂特产税收入最高的年份是1997年,达到1108万元,占全部农业特产税收入的62.8％,原来特产税收入最高的年份是1998年,收入达到875万元,占全     

收入均衡入库措施不可取

为体现抓财政收入征管的力度,以及保证财政资金调度和维持正常的财政支出,目前,有些地区将财政收入的“均衡入库”列入对财政、税务等收入征管部门工作的重要考核项目,并定期(例如,按月、按季、按半年)进行调度通报。笔者认为这种要求是欠妥的,应当引起重视,并避免这种做法。一、均衡入库的背后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在实行财政收入均衡入库考核的地区,特别是农业税等季节性收入比重较大的地区,为了实现财政收入均衡入库,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具体征收机关或者下级政府,通常采用了一些非正常、非正当的手段。1.采取垫支、预收等手段,填补淡季收入…     

运用区域聚类法 分析晋中县域经济与财政收入前景

本文将主要运用实证方法。以衡量经济与财政收入（以下简称“收入”）水平若干指标为基础，对山西省晋中11个县（市、区）进行聚类分析，粗略地划分出不同经济与收入的聚类区域。研究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揭示县域经济与收入在全市框架性坐标参照系中表现出的不同特征．考察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收入能力和对全市的贡献程度。从而为区域经济和收入的发展壮大提供一些建设性建议。     

农村金融改革对农民收入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来自广西田东县的经验证据

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严重阻碍农民的增产增收。推动农村金融改革、破解农村金融服务难题势在必行。广西田东县是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的第一个县,五年的金融综合改革试点极大缓解了农民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有力推动了农民的增产增收。对田东县的实证分析表明,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对信贷投放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实证分析进一步发现,涉农信贷规模每扩大1%,带动农民收入提升0.27%。由此,分析总结田东县金融综合改革试点经验对推动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有一定现实意义和经验启示。     

金融资源不平衡、金融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90-2004年中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金融资源不平衡、金融效率与地区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是：金融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和金融效率水平的差异是导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因此,解决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实现整个国家的和谐发展和共同繁荣,应当改变目前金融资源分配不平衡的现状,统筹城乡金融均衡发展。     

金融发展是否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来自广西实证

本文基于广西历年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情况,运用VAR模型分析方法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一是扩大广西金融发展规模和加大金融支农力度,短期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长期反而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二是提高广西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在加大金融支农力度和推动做大金融规模的同时,要调整金融支农结构,不仅要加大对涉农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而且要加大对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支持力度,使得金融资源惠及更多需要金融服务的农户,真正提升他们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先行先试视角下的区域金融政策创新取向--基于CAFTA框架下广西的实证分析

从CAFTA启动到纩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顺利实施,再到2009年12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布,鼓励金融改革先行先试,而广西经济金融发展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为区域金融发展及其政策创新拓展了空间。在此背景下,我们要抓住这个历史性机遇,结合广西的自身发展特点和区位优势,特别是我们应当结合广西的民族地区发展、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开放前沿、西部大开发深化等发展机遇和条件,从体现区别性和差异性的角度来创新广西的金融政策,更好地促进广西金融改革创新的先行先试,降低金融机构准入门槛,完善广西的金融机构体系,推动广西区域性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服务创新和金融业务创新。     

金融支持城乡一体化的实证研究——以广西为例

在对广西金融支持城乡一体化现状和制约因素分析的基础上,选取金融效率、金融规模和城乡收入差距作为金融发展和城乡发展差距的指标,运用1990-2012年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分析方法对金融支持广西城乡一体化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城乡差距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和短期的动态调整机制。据此,提出了金融支持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建议。     

普惠金融、收入分配和贫困减缓——推进效率和公平的政策框架选择

本文从县域和省际两个层面,采用OLS最小二乘法和DID双重差分法检验了普惠金融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发展初期,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这种效应仅在集中连片特困区显著,受资源倾向性配置的效率损失、农贷的“精英俘获”以及金融知识匮乏的影响,银行服务包容性的提高没有反映出明显的益贫性;在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中介市场发育程度较高、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程度较强的地区,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对金融资本扭曲配置行为加以约束,纠正普惠金融对贫困减缓的负面效应;银行、保险等正规金融机构忽视弱势群体的资源配置结构是导致包容性金融体系无法实现减贫的根源。因此,兼顾广泛包容、特定配比和商业可持续的制度框架才能扭转正规金融机构现有效率和公平皆损的局面;构建信息化普惠金融体系,能够克服正规金融机构高门槛、服务成本高以及逆向选择等问题,成为对社会帕累托最优的政策框架选择,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减缓贫困。     

农村金融机构、居民贷款可得性与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基于银行网点设立和家庭信贷选择的视角,研究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传统农村金融机构对城乡居民贷款可得性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影响。根据我国2000—2018年县域经济、金融机构网点和CHIP2018家庭调查等数据,研究发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表现出良好的支农支小效果,缓解了农村地区信贷约束,比较而言,传统农村金融机构的表现相对偏弱。具体来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网点扩张提高了农村居民的贷款可得性,进而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研究为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改革提供了一定参考。     

所得税政策对我国融资租赁业发展的制约及改革探讨

从融资租赁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来看,税收政策尤其是企业所得税政策,对融资租赁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我国目前制约融资租赁业发展的所得税政策主要表现在折旧、坏账计提和税收抵免等方面,亟待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和完善。     

金融支持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研究：广西实证

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本文在充分研究金融发展与城镇化有关理论、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互动机制、影响城镇化进程的金融要素进行了分析,并以广西为例通过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认为,中长期贷款比重和金融相关率是当前推动广西城镇化进程的主要金融要素,其他金融要素的支持作用整体较弱,应全面提升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规模、结构和效率,为加快西部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充足、稳定的资金保障。     

金融摩擦、收入风险与财富不平等

本文通过构建带有职业选择的两部门异质模型,探讨了个体面临的金融摩擦和收入风险对财富分配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经济中存在的金融摩擦会通过职业选择、自我保险和自融资来影响个人的财富积累,从而导致财富的集中和不平等。对模型模拟的结果表明:降低金融摩擦在总体上会降低财富不平等程度,但对不同财富阶层的影响不同,其在大幅减少前1%和前10%阶层财富份额的同时,虽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后50%阶层的财富份额,但提升幅度并不大,过高或过低的企业家收入风险,都会加大财富不平等程度,因而存在一个使经济中财富不平等程度最低的适度企业家收入风险水平;虽然金融摩擦和收入风险都会影响经济中的财富不平等,但收入风险本身对财富不平等程度的影响较小,其主要是通过金融摩擦放大了经济中财富不平等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