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天水市的实证分析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本文以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甘肃省天水市为例,选取金融发展的深度指标和资源配置相关指标,应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并建立了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的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表明在格兰杰检验意义上金融发展确实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资产数量上的扩张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西部欠发达地区金融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应重点放在如何提高金融深化程度和资金使用效益上,从而发挥金融体系对资源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     

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天水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西部欠发达的甘肃省天水市为例，选取金融发展的深度指标和资源配置相关指标，应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并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表明在格兰杰检验意义上金融发展确实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资产数量上的扩张而不是通过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来实现的。西部欠发达地区金融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应重点放在提高金融深化程度和资金使用效益上，从而发挥金融体系对资源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     

金融发展、资本错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0—2019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资本错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内在关系.研究发现:(1)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区域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小;(2)资本错配显著降低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资本错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负面影响高于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3)资本错配是金融发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因素,且各地区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由高到低依次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4)依赖增加投资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增加消费、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城镇化水平以及完善交通基础设施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     

数字金融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吗？——基于数字鸿沟的门槛效应

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东部地区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维度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大于数字金融的其他维度。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发现，数字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依次跨越门槛值，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鉴于此，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深度融合，采取差异化数字金融发展战略，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同时关注数字鸿沟因素对数字金融溢出效应的约束。     

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讨——基于西部九省的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以金融发展为自变量,以经济增长为因变量,同时引入投资和劳动力为控制变量,运用1990—2012年我国西部九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投资和劳动力也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我国三大区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根据1978~2014年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建立模型,依据国家统计局对我国省市划分区域的统计口径进行划分,采用面板单位根、协整检验方法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对东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模型结果表明:从我国整体而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各地区之间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其中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中部、西部的贡献水平依次递减。为了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我国应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缩小,建立经济与金融的良性互动机制,使我国经济实现全面协调健康发展。     

西部地区金融与经济回归方程的OLS参数估计

摘要近年来，结合我国西部十二个省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剖析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金融支持的研究成为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研究的新课题，本文在经济增长要素理论研究基础上，根据西部地区实际统计资料，构造反映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简单线性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利用1978年—2006年西部地区经济和金融方面的统计数据，根据0LS（普通最小二乘法）原理，应用EXCEL统计软件，对被解释变量GDP和解释变量模型中的参数从资料搜集、参数计算、置信测量、相关度量、方程建立和假设检验六个方面进行估计，得出描述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简单线性和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从量化的角度揭示了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结论。     

对我国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

本文认为国内目前衡量金融中介发展的指标有待改进 ,提出了使用信贷总额指标代替金融深化指标 ,同时引入世界银行专家近两年采用的对私营部门贷款占GDP比重的指标 ,并对我国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线性回归 ,结论证实两者之间的确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随后本文对这种正相关关系尝试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之进行检验 ,证明我国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很可能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 ,方向为金融中介发展引致经济增长。     

省际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31个省面板数据的研究北大核心SSCI

明确省际经济与金融的关系以及经济增长中金融因素的促进作用是我国经济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检验方法研究我国省际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高度相关的关系,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金融相关比率的系数大于中部地区。我国大部分省份实际利率和经济增长之间并不相关,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我国名义利率没有完全自由化,实际利率影响储蓄进而影响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效应没有显现。各省的自发经济增长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说明各省的经济基础、技术、制度、文化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

本文基于中国数字金融研究中心2019年发布的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衡量经济增长质量,运用工具变量法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呈现"U"型曲线关系,二者存在以企业技术创新为中介渠道的传导机制,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企业的创新融资约束,激励创新研发活动,进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表现在对中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西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