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的结构性减税与税制改革

本文结合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宏观调控的重点,概述了近年来我国实行结构性减税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深入分析进一步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的依据和目标,并提出新形势下应结合结构性减税进行税制改革,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功能完善的税收制度。     

宏观调控与结构调整双重目标下的结构性减税

本文首先辨别了减税与减税政策之间的差别,进而分析了我国结构性减税目前应有的政策定位和作为一项中长期政策的定位,认为结构性减税政策本身更多地侧重于结构调整而不是扩大总需求,因此更适合作为结构调整而不是宏观调控的工具使用,而由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性,结构性减税政策也应作为中长期税制改革的目标存在。     

发达国家的减税浪潮号我国的税收政策取向

税收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面对发达国家的减税浪潮，我国不应该实行简单的减税或增税政策，而应该实行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的税收政策。以优化税制结构为重点，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是我国税制改革的根本方向。     

结构性减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政策建议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衡较快发展的必由之路。税收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工具,结构性减税是我国当前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首先阐述了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意义,分析了我国推行结构性减税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进而讨论了结构性减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为我国通过结构性减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出了政策建议。     

当前结构性减税对小微企业支持效应评析

经济发展史表明财富分配向个人和企业倾斜,是效率最高的配置形态。每一次成功抵御经济危机中,减税功不可没,其效果受到经济学界的公认。近年来,结构性减税一直是我国税制改革的主基调,并成为贯穿“十二五”最大、最积极的财税政策。特别是抵御国际金融危机中,结构性减税成为积极财政政策中的重要一环。     

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操作路径解析

作为反周期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载体,我国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操作,沿循宏观调控与税制优化两种不同的路径,两者具有不同的作用机理与形成机制。前者在保增长的政策导向下,呈现总量管理、相机抉择、临时权宜与时效约束的特点;后者则在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价值定位下,具有顶层设计、结构调整、制度变迁与整体统筹的内在特征。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应明确一定的原则导向,继续完善宏观调控式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同时,积极破解深层结构性约束,大力推进税制优化式结构性减税顺利进行。     

导读

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政策取向是什么?这种政策选择与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是否存在矛盾,<结构性减税:宏观经济约束下的税收政策选择>一文认为:新一轮税制改革实行的是一种结构性减税政策,具有明显的减税效应.     

资源税改革：“加法”效应中应注意的问题

中国政府按照＂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重民生＂的部署和要求,果断实施了结构性减税。在结构性减税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减＂字,而应与完善和优化税制相结合,考虑到结构性减税中的＂加法＂。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积极推进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完善。     

结构性减税背景下深化我国税制改革探析

"结构性减税"是后危机时代背景下我国政府采取的一项重大宏观调控措施。作为一项与"税改"有着密切联系的积极性财政政策,"结构性减税"的顺利实施必然在改革节奏、改革力度以及改革内容等方面对"税改"提出一系列内在的要求。然而,在实践中,我国"税改"却不能完全适应"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内在要求,存在着一系列改革不到位的问题。这严重阻碍了"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贯彻落实,亟需我们加大力度,从加快体制变革、完善体制设计、增加体制供给等多个方面进一步深化现有的"税改"。     

稳中求进的政策目标与结构性减税

本文认为,稳中求进政策总基调是我国开始步入自然回落经济周期的必然政策选择,结构性减税是经济自然回落周期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文章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分析了结构性减税的不同政策取向,认为宏观层面要降低税收依存度,中观层面要优化税制结构,微观层面要深化税制改革力度;并在厘清结构性减税两个认识误区基础上,提出完善结构性减税的建议。     

税收调控房地产的正当性及其必要限度——房产税改革试点的税法原则反思

法律是秩序与正义的综合体,房产税改革试点的合法性评价,既要关注相关制度的形式结构,即形式合法性问题,也要关注相关制度的正义价值,即实质正当性问题。就正当性而言,开征房产税是要逐渐地、持续地纠正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住房分配中效率与公平的失衡,体现分配正义;就形式结构而言,房产税改革必须遵循法治原则。而高房价盛行和收入差距扩大化背景下的沪渝两市房产税改革试点被赋予了过多的社会功能,有违税收法定原则;以户籍界分征收对象与减免标准有违税收公平原则;以房产交易价格为计税依据使税收适度原则难以落实。房产税改革应当回归税收法治轨道,以确保政府恪守其调控权运行的必要限度,保护纳税人权利,防止过高税收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我国现阶段调整消费税制的有关问题

由消费税特殊的征收方式可以判断其功能和作用也应该是特殊的 ,与其他商品税相比 ,消费税更注重于政府宏观调控意图的体现 ,考察我国现阶段的消费税 ,自 1994年税改后已日臻成熟 ,但还存在着误区和不足 ,适应我国加入WTO的形势以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趋势 ,我国的消费税还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完善 ,本文选取有代表性的三个方面进行了改进消费税的探讨 :消费税征税范围、消费税的环保功能、烟酒的消费税问题。     

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的着力点与路径选择

根据目前我国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三个方面:针对特定税种进行有增有减的调整,促进税制结构的优化;针对特定群体实行减税或增税政策,实现税收负担的公平;将结构性减税与经济结构调整对接,助推经济结构的优化。立足于这三大着力点,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基本路径选择为:推进增值税扩围改革;调整消费税;减免部分进口环节税收;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进一步完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深化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全面推广资源税;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等新税种。     

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税收政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也日趋明显。作为国家宏观调控主要手段的税收政策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的税收政策因素包括:税制存在缺陷、税收优惠政策逆向调节、税收返还制度设计不合理等。为发挥好税收政策在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方面的调节作用,当前应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和税收返还制度。     

推动"两型社会"建设的"绿色"财税政策体系研究

财税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在矫正市场配置生态环境资源失灵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应该在我国两型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应从形成稳定增长的绿色财政投入机制、建立贯穿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的绿色税收体系、实施灵活高效的绿色税收优惠政策、推进优先购买节能环保产品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四个方面构建推动两型社会建设的财税政策体系。     

税费替代:增值税减税、非税收入征管与企业投资

通过减税促进企业投资和提振宏观经济是近年来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但减税政策的实际效果却存在争议。本文利用2009年增值税转型改革,研究了减税对地方政府税费收入和企业非税负担的影响,从税费替代的角度揭示非税负担变动如何影响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研究发现:(1)增值税转型在减税的同时提高了地方政府非税收入并加重了企业非税负担,地方财政收入受增值税转型冲击越大,企业非税负担上升越明显。(2)上述应主要体现在小型、微型和民营企业上,大中型、非民营企业的非税负担未发生明显变化。(3)非税负担上升会显著抑制小型、微型和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促使小型微型和民营企业通过持有更多现金和减少流动性负债来应对税费负担不确定性。本文有助于理解减税政策对小型微型和民营企业非税负担的溢出效应及其影响,为通过减税降费促进投资和提振经济提供经验支撑。     

中美比较视域下个人所得税制演进逻辑与改革效应

美国个人所得税制历经百年发展,其税制模式、税率结构以及费用扣除等方面日臻成熟、完善,且充分体现了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发挥了较好的财政收入和收入再分配职能。比较分析中美两国个人所得税演进逻辑及改革效应,可以看出中国个人所得税制有待完善。借鉴美国税制模式,改革与完善中国个人所得税制的方向为:逐步向"综合个人所得税制"转变;降低税率的档次和边际税率;完善费用扣除制度;加大税收征管力度等。     

对新一轮出口退税机制改革的探讨及对策分析

改革我国目前的出口退税政策对解决退税拖欠问题、调整出口贸易结构、缓解人民币的升值压力等具有重大意义。为此,出口企业应做以下工作:顺应政策导向,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发展多种贸易形式;充分挖掘内部空间,降低生产成本。     

Introducing an IP license box in Switzerland: quantifying the effects

In response to mounting international pressure to reform the ring-fenced elements of its tax system, the Swiss government has put forward a comprehensive tax reform package. The proposal comprises the introduction of a license box, a substantial reduction in cantonal profit tax rates, and an allowance for excess corporate equity. We apply a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to quantify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is reform. Our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license box, combined with the reduction in the cantonal profit taxes, limits the outflow of the tax base of those companies that benefit from the current preferential tax treatment. The reduction in cantonal profit taxes and the fact that regularly taxed companies additionally benefit from the license box render the reform package costly, such that tax revenues might well decline after the re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