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与国家公园应对的美国启示

全球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是当前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其对国家公园的影响也受到越来越多国家公园管理人员和学者的关注.2009年,落基山气候组织(The Rocky Mountain Climate Organization,RMCO)及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NRDC)共同发布了一份《困境中的国家公园》报告(National Parks in Peril:The Threats of Climate Disruption),对全球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公园的冲击进行了研究.     

公益性、制度化与科学管理:美国国家公园管理的历史经验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Arthur Schlesinge Sr.曾撰文称,美国向世界做出了诸如联邦主义原则、慈善精神、公立学校等10项贡献.对此,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Roderick Nash认为,“他本来应该再加上一项——国家公园”①.从1872年创建的黄石公园算起,美国国家公园已经走过了近一个半世纪的历程,不仅成为世界自然保护的典范,更成为美国文化的重要象征,被誉为“美国从未有过的最佳创意”②.美国国家公园开创了出于公众利益而保护自然资源的新模式,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自然资源保护起到了重要的启发和示范作用,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国家公园的发展历史.本文试图从历史学的角度,对美国国家公园发展与管理中的一些历史经验进行简要总结.     

基于“一带一路”构建全球旅游治理新秩序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期我国主导的对外开放战略,是实现大国崛起梦想的重要依托.随着“一带一路”经济带与“一带一路”旅游带的形成,双带叠加效应将显现力量,我国通过旅游潜移默化传递东方文明、实现利益共享的渠道更加通畅.当然,“一带一路”旅游发展目前还处在构想阶段,要形成国际共识,实现战略落地,各方必须从国家利益和民众内心出发,与沿线国家一道形成息息相关的旅游命运共同体.大国旅游地位决定了我国在“一带一路”全球旅游治理中的主导性,未来要遵循旅游产业演进规律基础上,尽快构建起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评价的完整全球旅游治理体系,以常态化制度设计为基础,搭建起我国主导的合作机制,在签证便利化、跨境旅游合作区和边境旅游试验区创新等层面率先突破,用好旅游投资和出境旅游供需两方面市场力量,构建起我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全球旅游治理体系.     

将国家公园的进步置于地方

起源于美国的国家公园、Disney主题乐园,英国的工业遗产旅游、田园城市,意大利的慢城运动等都具有理念和发展方式上的创新意义.虽然这些范例,其起源有着特定的地方标签,但对于相对类似的国家/地区而言,它们具有一定的世界推广意义.本文借鉴Livingstone“将进步置于地方”的观点①,阐释国家公园作为一种“发明物”,抑或“进步”的“地方”意义.     

社会政策之于公共游憩供给:兼议政府作为的空间载体

公共游憩是国家社会福利的重要内容和实现公民游憩权的主要途径之一.中央政府和城市政府主导的游憩供给模式无法满足日益多样化的游憩需求,游憩公共供给从普遍性供给转向面向弱势群体的供给,形成了由城市政府负责的城市游憩供给、由中央政府负责的国家公园公共游憩供给,由公共部门提供基础性游憩服务、由私人部门提供高端多样化的游憩服务的格局.本文阐述了西方学者对公共游憩供给与社会政策的思辨过程,探索中国公共游憩供给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可能的社会议程.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中的旅游公共管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但我国挂牌试点的汤旺河国家公园、普达措国家公园等与其对应资源类型的景区经营并无区别,高价门票等景区诟病依然存在.与强调保护的自然保护区不同,国家公园强调保护与利用兼顾,即强调全民所有的文化与自然遗产资源的公益性利用问题.     

国家公园空间体系的生态伦理观

我们对待自然空间有两种模式:保护区模式和旅游地模式,这两种模式代表了我们对待自然空间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式.国家公园既不是传统保护区模式的重复,也不是旅游地模式的扩张,它是一种全新的自然空间体系,国家公园试图协调人类游憩利用与自然保护之间的平衡,以达到国家公园的自然空间正义和空间生态文明.生态伦理观作为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体系,是国家公园构建这种平衡的指导.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我国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探索基于中国特色生态伦理观念的国家公园空间体系模式是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     

适应性管理视角的国外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与游憩利用案例研究

野生动物旅游是国家公园践行公共性和福祉性功能的重要体现,对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要允许野生动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自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并重。适应性管理是国家公园管理的重要方法,可以缓解野生动物保护与游憩利用的矛盾。本研究引入国外适应性管理理论,从管理模式、利益相关者、监测评估、功能分区等方面对非洲克鲁格国家公园、美洲班夫国家公园和澳洲卡卡杜国家公园3个案例地深入分析,得出国家公园野生动物适应性管理的主要经验：（1）建立连接社会的可持续国家公园系统;（2）构建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促进参与和共同管理;（3）建立动态监测评估体系,加强野生动物研究;（4）科学评估生态状况,实行公园动态分区管理。研究结果可为中国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和游憩利用提供参考。     

基于旅游发展价值取向转移的旅游规制创新刍议

从国家的视角探究旅游发展价值转移的历程与趋势发现,全球基本形成了双轨化的旅游价值取向:对于遗产类资源的旅游开发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以资源保护和旅游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标;对于普通、非垄断性的旅游资源推行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以经济收益为根本取向.而且旅游业中政府作为的聚焦点逐渐从大众旅游目的地和一般景区的营利目标向遗产类景区的公益性服务转移.受国情影响,我国较长时间更多地关注旅游业的经济问题,选择性地忽视了西方国家更加关注的社会与生态问题,市场化的经营方式延伸到遗产类景区.黑龙江汤旺河国家公园试点计划的推出,标志着我国旅游业发展价值取向转移的开始和对世界国家公园运动的响应.值此之际,需要通过严格的政府规制来保证旅游开发与资源保护间的共促协调,以实现国家公园及相关保护区对全民共享国家遗产、维持遗产资源的永续性和培育国家精神的深远价值.     

美国国家公园的解说与教育服务研究——以西奥多·罗斯福国家公园为例

解说与教育服务是美国国家公园与游客之间的重要联系方式,是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美国国家公园的成长和发展,解说与教育服务也日臻完善.文章通过大量资料和中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对美国国家公园解说与教育服务的意义、内容做了进一步剖析和阐述;将其发展历程分为4个阶段:萌芽阶段、实施阶段、建设阶段和完善阶段.以西奥多·罗斯福国家公园的具体解说与教育项目为例,透视出美国国家公园解说与教育服务的坚强后盾:专业的规划机构、严格的人员要求、健全的解说与教育项目和公园各种系列的定期评估.纵观美国国家公园解说与教育服务的成功发展,其专业的规划机构和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支持缺一不可.在我国推行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之际,解读美国国家公园的解说与教育服务,其诸多方面可为我国国家公园体制的建立与推行提供启示.     

加拿大国家公园游憩空间治理研究

从利用的角度开展游憩空间管控是国家公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本文基于加拿大国家公园实地考察和期刊文献资料梳理,分析了加拿大实施游憩空间管控的体系架构和重点内容,探讨国家公园游憩空间治理主线和适应策略。研究发现：（1）加拿大国家公园游憩空间管控体系可以划分为区域、公园、场地3个尺度,反映了国家公园在促进国土空间保护领域的系统性思维;（2）国家公园游憩治理机制在不同层面进行了多重响应,包括宏观平衡机制、分类优选机制、用途管制机制和游憩利用机制,并在不同尺度空间上匹配相适应的政策管控措施;（3）从政策层面需要维持自然保护和游憩空间利用的平衡关系,在独特性方面体现出有别于绝对保护和完全开发的中性思维。中国国家公园游憩空间治理可汲取利用加拿大的上述发展经验,在多个层面设置前期评估和弹性措施进行改良优化,注重动态调控,避免游憩发展体制僵化。     

“国家公园”让自然资源保护与发展实现双赢

什么是国家公园?跟我们身边的人民公园、郊野公园差不多吗?跟国家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有什么关系?跟传统的保护区有什么关系?怎样更有效地解决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中国大陆第一处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结合的典范,即将揭开她神秘的面纱。     

多任务委托代理下国家公园财政拨款激励机制

国家公园承担着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合理利用两项相互冲突的使命，如何通过财政拨款机制来激励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协调两项任务之间的冲突，是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中面临的棘手问题。文章运用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从财政事权划分的视角，即中央事权和中央地方共同事权两个方面，来分析国家公园财政拨款的激励机制问题。研究表明，中央事权体制下委托人向代理人拨款应遵循以下原则：一项任务产出的边际收益越高，给予的激励越大，对另一任务给予的激励越小；一项任务产出的不可观察度越高，给予的激励越小，对另一任务的激励也越小；一项任务的成本系数越高，给予的激励越小，但对另一任务给予的激励越大；成本函数偏离稳定点越远，给予的激励越小；风险规避和任务替代性对激励的影响具有门槛条件。共同事权体制下，两个委托人合作时，向代理人提供的激励与中央事权下形式相同，拨款机制也相同；两个委托人不合作时，地方政府向代理人提供的激励形式、拨款机制与中央事权下相同，而中央政府向代理人提供的激励为产出边际收益的一半。基于两任务的替代性，为激励代理人在生态保护上付诸更多努力，需要提高其产出边际收益，降低产出不可观察度，降低成本系数，使成本函数趋于稳定点。     

境外国家公园社区管理冲突：表现、溯源及启示

国家公园社区冲突研究对于目前中国正开展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具有指导意义。文章以境外国家公园社区冲突为现实案例，梳理公园管理机构与社区之间冲突的具体表现，发现社区冲突是由公园定界、公园生态保护和公园开发利用3个方面所引致，由此追根溯源至土地政策、利益机制和管理手段。当这三者置身于国家公园体制框架中时，从土地权属保障制度、社区参与制度和特许经营制度3个方面着手预防或改善公园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是具有可操作性和针对性的。文章提出的4类土地权属关系可从一定程度上解决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的矛盾，PAC模式保证了社区在国家公园利益分配和补偿中的重要地位，透明顺畅的信息沟通增强社区对公园的信任和信心，社区特许经营制度向社区的倾斜可保障失地社区居民生计。当社区居民“得以偿失”，社区冲突就会止于源头。     

国家公园服务质量价格锁定的解锁

国家公园已经成为全球自然保护和科学利用的规范语言和普适理念,除了承担保护自然资源责任以外,也为满足人类对自然美学、环境教育、户外休闲等多方面的诉求提供了可能.在新常态下,国家公园亦已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安排,通过围绕国家公园体制改革,推动我国一直以自然保护区为主的各类保护区体系向国家公园统一体系转型,为我国国家公园系统化、科学化、规模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     

基于国家遗产区域理念的我国国家公园体系建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这是新常态下我国立足当前遗产保护与发展实践,同时又着眼未来的重要战略部署.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公园保护与管理体制能够彻底解决我国遗产管理中条块分割、公地悲剧和“九龙治水”的困境,进而更好地彰显遗产的生态、教育、科研和游憩功能,促进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国家公园模式:生态与开发并重

在世界多种生态环境保护和开发模式中,国家公园是其中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的管理模式。国家公园不同于我国现行的自然保护区,也不同于完全开放的风景名     

生态旅游区旅游用地碎片化及其整合

在全世界的旅游发展实践中,一条成功的经验就是集中旅游建设用地于一个地块上,使旅游服务业集群分布在这个地块上.美国旅游规划大师Gunn在总结美国国家公园旅游发展经验后,提出在国家公园大门外边建立旅游服务社区,一般是旅游城镇,以国家公园外面的土地高强度利用去保障国家公园内部土地的低强度利用,从而保护国家公园内部生态环境免受过度干扰.我国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也坚决杜绝在里面建楼堂馆所,将旅游服务设施集中规划建设在风景名胜区附近的旅游城镇中.欧洲在环地中海沿岸进行旅游开发过程中,得出一条重要的开发原则,就是坚决避免线带状的开发,要将旅游开发建设集中在少数旅游节点上.     

国家公园科学保护与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理论思考与创新实践

国家公园科学保护与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是国家公园体制建设面临的重大实践需求和重要科学议题。在阐释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特征的基础上,围绕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生态旅游、特许经营、保护模式、解说系统、生态产业、社区参与、管理体制等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思考与跨学科对话。分析认为：（1）科研支撑是国家公园科学保护与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基石;（2）生态旅游是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方式,其必要条件是要素支撑体系、特许经营制度和关键政策突破;（3）特许权和特许经营制度是保护机制,从旅游特许经营走向社区特许经营、生物科技特许经营、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区域联合特许经营等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4）社区参与是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渠道拓展、能力提升、共建共享是提升社区参与质量的重要方式;（5）文化服务是国家公园多元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科学的解说系统、建设实体平台和虚拟平台,有利于促进文化服务的供给及其社会文化价值的实现。     

论购物佣金的法律治理

目前,旅行社扭曲的经营模式是以不合理的购物佣金为基础的,这种购物佣金也几乎必然损害旅游者权益.当前的治理方式主要有两种,即立法禁止与立法规范.但两者都没能解决问题,其共同的困境在于:第一,都是地方立法,受限于地方利益的顾虑,执法者不可能严格执法；第二,都过度依赖行政监管,但行政监管存在自身固有的不足.可行的解决思路是在旅游法中赋予旅游者一项合适的权利,通过旅游者有效的维权活动制约旅行社损害旅游者利益的佣金行为.购物反悔权正是这样一种合适的权利,它将迫使旅行社主动将购物佣金控制在旅游者可以接受的限度内,或者干脆放弃购物安排.此时行政监管的主要职责将转化为保障旅游者该项权利的顺利实现,借此形成市场主导、行政保障的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