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与旅游发展:冲突、调和、协同

国内关于世界遗产与旅游发展关系争论的本质是对世界遗产保护与利用之关系的认识问题.实际上,各界对世界遗产保护与利用关系认识的动态性变化一直推动着其对世界遗产与旅游发展关系认识的调整与深化.总体来看,国内对世界遗产与旅游发展关系的认识已超越冲突论,而进入调和论之认识阶段,同时更加科学的协同论理念也已在酝酿之中.     

世界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一、世界遗产,保护第一根据我们对《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理解,保护、保存是介绍利用遗产的前提,也是世界传承、永续利用的基础.所谓利用,主要是利用遗产的价值,如利用其科学价值进行科研、科教活动;利用其美学价值进行游览、观赏;利用其历史文化价值进行考察和传播历史文化知识.遗产利用的性质主要是精神文化与科教功能,而不是经济开发功能.用经济开发区的概念、政策去开发利用保护性的社会公益性的遗产地,必然导致风景区遗产地的错位开发和超载开发,造成自然文化遗产地的人工化、商业化和城市化,使风景区遗产地遭到严重破坏.     

保护与开发:遗产地数字化管理协同功效实证研究——以"数字九寨"为例

一旦进入《世界遗产名录》,遗产地旅游迅速升温,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矛盾随即凸显.如何协调保护与开发关系,促进旅游可持续发展,成为理论与实践不断探讨的主要问题."数字九寨"是我国世界遗产地,也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率先自主创新、通过数字化管理进行实践探索的典型个案.在数字化建设中,彰显出"协同"保护与开发的管理功效端倪.本文基于协同理论,分析了"数字九寨"的协同原理及效果,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强化数字化协同功效的保障措施.拟从"保护-开发"视角,为我国世界遗产地、旅游景区在数字化建设和管理中增强持续发展能力提供实践参考.     

中国遗产地的全球-本土关系

有关资源和特殊地方的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早巳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是,像联合国这样的一些国际机构的介入为这个问题开启了新的视角.由于更多地考虑国际社会利益,可能或好或坏会对地方层面产生一些复杂的影响.例如,国际机构计划协助保护由联合国官方认证的世界遗产地和一些其他保护区,如“拉姆萨尔保护区(湿地保护区)”以及一些具有“普遍价值”的地方.     

关于世界遗产地与旅游之间关系的几点辨析

有关世界遗产地的一系列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世界遗产地能不能开展旅游?当然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确定的缔约国的责任包括"鉴定、保护、保存、展出和遗传后代"等五项."展出"给谁,当然是"展出"给人类,这就是说遗产不是关起门来进行保护的,而是要与人类见面的,其价值是要为人类所欣赏的."旅游"对遗产地有没有负面影响?毋庸置疑.旅游会带来土壤的压实和侵蚀,会带来水质和大气质量的下降,带来通货膨胀和治安压力等等.但同时旅游又可以(或者说可能)为遗产地带来好处,门票、特许经营费和捐款"可能"为资源的恢复和保护提供资金.游客可能成为一个遗产地的朋友从而为该遗产地带来国际支持.     

影响旅游发展与世界遗产保护研究的三个新变量

旅游与世界遗产保护相关研究始终围绕“保护与利用”的核心矛盾展开,这个矛盾既包含人—地矛盾与共生关系,如游客利用与遗产地完整性、原真性的问题,也包括人—人矛盾与共生关系问题,如主人—客人关系、开发商、政府与保护者等利益相关者关系问题等,而这两种矛盾之间还会共同涉及文化、制度、价值观等方面的矛盾,如对不同文化、制度的地区差异与冲突导致的世界各国关于遗产保护标准、规则等方面的矛盾冲突.     

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与社区参与

一、世界遗产地的旅游发展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于1972年11月第17届会议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旨在针对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提供紧急和长期的保护.至此,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对遗产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持续关注.     

浅谈发展集安旅游与遗产保护的关系

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存在着较为突出的矛盾,如何看待和处理二者的关系,笔者从分析遗产对集安市发展旅游的重要意义入手,从规划与管理等方面对正确处理遗产保护与发展旅游的关系的可行措施作了尝试性的探讨.     

文化产业视野下的世遗保护和旅游发展

2011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在当今文化商品化和重复生产现象日益突出的情况下,丰富的自然文化遗产是我国发展文化产业不可复制的优势和核心竞争力所在.然而,“门票经济”、“遗产经济”等模式依然是我国遗产地的主要开发思路.这些开发模式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甚至对遗产进行破坏性开发.如何发展文化产业,优化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遗产保护和区域经济和谐发展,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从遗产的保护、教育和创意三个方面,提出该问题的解决思路.     

近22年世界遗产地研究进展——基于13种中文期刊的考察

自1985年中国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以来,中国对世界遗产地的研究在数量与内容上都有很大变化.本文选取国内相关领域13种期刊,以其刊载的世界遗产相关文献为基础,综述了自1985至2006年22年来我国世界遗产地的研究状况.分时间、地域、遗产类型和专题进行分析,涉及遗产地本体、遗产地活动、遗产话语等4大主题,以及遗产价值、遗产保护、遗产旅游、经营管理、遗产地设计规划、遗产学科教育等细分主题.分析认为,各阶段中国的世界遗产地研究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有不同特点,尤其是第四阶段在研究内容上显示出较大变化,展现了广阔的前景.遗产地的保护与开发、遗产地经营管理、环境监测、遗产保护技术、遗产学科教育是今后遗产研究的重点.     

遗产旅游与社区参与——以北京慕田峪长城为例

文章以慕田峪长城为案例,探讨了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与当地社区的关系.自1988年开始发展旅游以来,慕田峪长城已经成为北京著名的长城旅游景区.慕田峪村紧邻旅游区,村民也广泛参与到景区旅游发展当中.通过2008年12月对慕田峪景区经营小商铺的村民进行的问卷调查,文章评估了世界遗产地评定和旅游发展对当地的影响.同时,通过对慕田峪村管理人员的访谈,了解当地遗产保护、旅游管理和社区参与的现状.研究表明,受访者高度认可了世界遗产地评定对旅游和社区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旅游对社区经济和社会文化的积极影响.然而,社区居民也逐渐认识到旅游对环境的一些负面影响.研究结果有助于加深对中国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和社区参与关系的理解.     

世界遗产地的开发与保护的7种意识

从发展的过程看待和实施对世界遗产地的开发与保护世界遗产都是通过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步形成和遗留下来的,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活化石。从自然遗产来说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注重原生性;从文化遗产来说是要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注重原创性;从景观     

文物保护与旅游产业化:不完全合同理论

旅游开发与文物保护的权衡取舍是文物旅游业的核心问题.本文从这一视角出发,利用不完全合同理论,构造模型分析了两种典型的文物旅游管理体制--企业经营和事业单位经营.结果显示,企业经营的开发程度大于社会最优,事业单位开发程度小于最优.但是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保护程度都小于社会最优.最优的管理体制取决于两个因素--开发收益性及文物脆弱性.当文物脆弱性和开发收益性较大时,最优体制选择偏向事业单位,反之则偏向旅游企业.     

严格保护世界遗产 有效管理环境资源

黄龙风景区1982年开发,同年列入中国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992年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通过20余年的开发建设,黄龙景区遵循"严格保护、合理开发、科学管理、永续利用"的建设开发原则,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效益的良好结合,在开发建设项目中,实行环境损害一票否决制.努力实现旅游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并克服如下思想误区:①发展旅游与资源保护"对立论";②保护"无用论";③保护"无为论".正因为保护措施得力,在开发的20余年历程中,黄龙景区由1982年的年接待游人从1.5万跃升至2001年的年接待游人数83万余人,而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古镇旅游开发及其商业化现象初探

近20年来古镇旅游逐渐受到游客的欢迎,随着古镇旅游热的迅速升温,所呈现出的一些问题也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特别是商业化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多数学者认为古镇旅游的开发使古镇受到"商业化"或"过度商业化"的影响,而关于两者却没有明确的界定.本文尝试对"商业化"、"过度商业化"进行区分,指出商业化是古镇社会-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移的过程,其本身是旅游开发必然产生的现象;通过探讨旅游"商业化"与古镇发展的关系进而说明"适度的商业化"将有助于实现古镇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利于商业化适度发展的措施.     

遗产旅游的发展向度:遗产地精神与体验旅游的融合

一直以来,文化遗产与旅游植根于不同的价值观念、使命和功能,服务于不同的利益群体,服从于不同的政府管理机构,实现着不同的管理目标和任务。这使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冲突。     

关于遗产旅游几个重要问题的认识

近年来,遗产旅游发展迅速,很多人已经把遗产地,尤其是世界遗产地与旅游目的地画上了等号.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但同时也反映出人们对世界遗产地旅游的热衷.这种热衷折射出人们的一种怀旧情绪,也折射出遗产旅游在现代人生活中的巨大影响.     

西湖模式的意义及其对中国遗产旅游经济学的启示

文章首先分析西湖模式的制度内核及其6项意义,并与黄山模式详细比较,从而表明西湖模式基本正确处理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公益性经营与营利性特许经营,政府—企业—社区、政府—企业—游客等关系,比较全面展现其经济、社会、文化和遗产保护以及政治的正面影响.其次,提炼西湖模式具有普适意义的三点启示,即制度平台选择的基础重要性,遗产服务的非营利性经营与遗产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原则,现时旅游经济学教科书用于指导中国遗产旅游的诸多缺失.这些缺失主要表现为:未能区别遗产与非遗产类旅游资源,未能接纳遗产的特殊产权性质,未能认识遗产保护的独特要求以及独特的可持续性理解,使得教科书难以正确处理门票、供需、游客权益以及旅游收益分配等问题.最后,提出创建中国遗产旅游经济学的概念性框架:①遗产旅游经济学的观念、概念和方法,应能与遗产经济学、文化经济学和旅游经济学“无缝对接”；②对遗产地的遗产类资源与非遗产类资源给予有区别的恰当的旅游经济学处理；③在遵循遗产经济学和遗产保护原则基础上,重新处理遗产旅游涉及的各项问题.     

遗产保护一大难点:游客高峰的应对

旅游资源的主体是自然与文化遗产.纵观旅游发展史,游客大都是奔着名胜去旅游的,所谓名胜大都是优质遗产资源经过一定开发形成的自然与文化景区景点,古往今来,遗产旅游一直是旅游的主流.随着现代旅游规模越来越大,遗产资源的旅游利用强度越来越高,加上现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遗产安全所造成的威胁,遗产保护问题便提上重要日程.     

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关系的国际规则演变

国际法规是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基本依据,但由于相关法规众多,常被误解、曲解或生搬硬套,文章通过总结分析近百年来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法规的发展演变,厘清国际法规对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关系的基本定位、对文化遗产利用方式的定位变化,以及对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的态度与立场变化,结论认为,国际法规中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关系是不断动态变化的,随着保护工作对＂利用＂的依赖度不断提高,文化旅游的双面影响也不断受到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