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开发背景下世居少数民族社区边缘化——海南三亚六盘黎族安置区案例

本文运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研究发现,少数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意识和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受到社区传统文化、就业心理、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案例社区相对保守的就业心理和落后的受教育水平是其在旅游大开发进程中日益边缘化的重要原因.在没有外来制度干预下,社区就业心理转变争就业能力提高都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案例社区在旅游大开发过程中日益边缘化的趋势难以改变."国际旅游岛"发展战略的实施将对海南少数民族社区带来更大的压力和挑战,需要转变过往以"度假酒店+地产+高尔夫"的飞地旅游发展模式,政府应积极引导和扶持以本地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社区旅游项目,为少数民族社区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技术援助和利益保障机制,使作为利益攸关方的东道社区能够有效获得旅游发展带来的利益.     

郎德苗寨社区旅游:组织演进、制度建构及其增权意义

贵州郞德苗寨是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典范,其社区主导、全民参与、以工分制为典型特征的运行模式和分配制度,被称为"郎德模式"。在国内外学者积极倡导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赋予社区权力的呼声中,郎德人20多年来一直在实践这种理念并取得丰厚的物质、制度和精神成果,这为研究旅游地社区增权模式和路径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试验场"。文章在文献研究和多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通过介绍郎德苗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组织演进与制度建构过程,认为郎德苗寨社区组织演进与制度构建使当地社区在旅游发展背景下实现了经济增权、社会增权、心理增权和政治增权。郎德苗寨社区增权实践表明:旅游发展背景下农民组织化是社区增权的有效路径,制度构建为社区增权提供了有效保障,社区精英作用的有效发挥是社区增权的助推器,政府的有限介入有利于扩大社区增权的边界。     

社区参与旅游的权利去哪了?——基于我国旅游法律法规条文的内容分析

文章旨在通过内容分析法梳理与研究我国旅游法律法规条文中社区参与旅游的权利.研究发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权利仍未完全得到法律保障,社区参与的主体地位在法律法规层面上尚未确立.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当前旅游法律法规以部门规章为主,法律层级和法律效力较低,适用范围较窄;尚未或者较少在立法宗旨和专门章节或条目上体现社区参与旅游的内容;在保障社区参与的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方面尚存不足;在促进当地居民社会增权与心理增权方面仍须完善;部分法律法规重于社区责任和义务的强调而轻于相应权利的赋予.为此,就我国社区参与旅游权利的立法层次、宗旨、内容等方面提出了探索性的建议.     

参与式乡村旅游开发模式探讨

参与式乡村旅游是农民参与旅游开发的重要形式．它能从根本上增加农民的收入，增加农村就业机会，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通过乡村旅游的开发建设，能够加速乡村非农化进程，增强农民环保意识，促进乡村城镇化的发展，最终实现乡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乡村旅游开发中有多种模式可以选择，但注重社区和居民参与的开发模式是最佳选择。只有通过对社区和居民的教育、培训和管理，增强居民的旅游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树立市场营销理念，才能保证参与式乡村旅游沿着可持续的道路发展。     

民族社区妇女旅游精英角色:基于性别特质的演绎

社区精英角色研究是社会分层研究的重要内容,随着民族旅游的蓬勃发展,民族社区中诞生了妇女旅游精英,其角色对社区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旅游研究中却未获得足够关注.文章利用扎根理论方法,基于西部4个省8个民族地区的22位妇女旅游精英的访谈资料思考妇女旅游精英的角色.研究表明,妇女旅游精英和普通社区精英皆为社区中的权威人物,其角色亦有积极与消极之分;但由于受到传统性别观念影响,妇女旅游精英多为非治理精英;同时,她们扮演民族“女性”艺术守护人和女性与弱者关怀者等具有女性特质的角色.     

赋权理论与旅游发展中的社区能力建设

伴随着旅游业的急速增长,作为旅游业利益相关者中之弱势群体的社区,亟须予以不同层面的赋权以提高其参与能力.赋权是一个建立意识、增强能力和发展技能,通向更多参与、更加平等、更大影响的行动过程.本文通过对国内不同地域社区旅游目的地的追踪研究,在赋权理论的框架下,提出旅游发展中社区能力建设的基本路径.     

彝族“都则”(火把节)的仪式性与旅游开发

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中大都会把当地的节庆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来打造,以此作为展示当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开发过程中,我们看到众多少数民族节庆跨越其本来的时空特质,出现了只要有游客来,就以表演节庆取悦游客的局面.东道主、旅游开发方、政府大都对此做出积极评价.本着对传统文化负责的态度,本文将以彝族火把节为例,分析这种"度日如年"[1]的旅游开发之利弊,提出节庆资源开发需要遵循的原则.     

遗产旅游与社区参与——以北京慕田峪长城为例

文章以慕田峪长城为案例,探讨了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与当地社区的关系.自1988年开始发展旅游以来,慕田峪长城已经成为北京著名的长城旅游景区.慕田峪村紧邻旅游区,村民也广泛参与到景区旅游发展当中.通过2008年12月对慕田峪景区经营小商铺的村民进行的问卷调查,文章评估了世界遗产地评定和旅游发展对当地的影响.同时,通过对慕田峪村管理人员的访谈,了解当地遗产保护、旅游管理和社区参与的现状.研究表明,受访者高度认可了世界遗产地评定对旅游和社区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旅游对社区经济和社会文化的积极影响.然而,社区居民也逐渐认识到旅游对环境的一些负面影响.研究结果有助于加深对中国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和社区参与关系的理解.     

南岭国家森林公园旅游企业主导的社区参与模式研究

社区是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关键角色之一.本文在有关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理论研究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生态旅游社区参与的实残,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南岭国家森林公园为案例,通过对当地社区、旅游企业及政府等相关利益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旅游企业主导的社区参与模式",并探讨了该模式可持续运作的关键环节和优化模式.因子分析的结果进一步表明,社区主人翁意识、公共福利、教育培训机会以及经济收益等,是影响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自主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研究结果丰富了生态旅游社区参与的理论,并对我国生态旅游的社区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权力关系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以浙江省楠溪江芙蓉村为例

政治结构决定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前提条件,研究政治结构时社区参与的影响方式是真正实现社区参与的基础工作.文章通过研究浙江省永嘉县境内的楠溪江古村落群发现:当前中国的政治制度在普通乡村旅游社区中的实践形态表明,由于村民的无政治状态,政治制度未能改变村两委与社区利益相脱离的现状;而在乡村社区中,由于权力-利益结构网的存在,大多数村民担心其维权行为会使其社会生存环境恶化,所以,除非生存资源遭受侵犯,否则村民不愿维权;敌此,村两委可以与社区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联合,对社区公共利益进行剥夺.由此形成的权力关系造成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结构性障碍,所以,社区参与的真正实现有赖于这种结构性障碍的消除.     

地理学视角下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空间效应与机理

在系统梳理社区参与和旅游扶贫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基于地理学视角,从“空间生产”“空间关联”和“空间正义的重构与消解”3个维度,构建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空间效应的分析框架,以审视旅游发展过程中社区与背景区域间的空间互动关系。研究认为：旅游活动在贫困社区中的介入过程,是社区经济、社会、文化等空间的演化过程;社区在参与旅游扶贫过程中具有空间生产和空间关联的属性;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空间效应的机理表征为“尺度机理”和“互动机理”;社区与背景区域因空间生产而产生互动,彰显旅游扶贫的空间关联效应,并通过空间生产和空间关联重塑社区及其背景区域间的空间正义格局。相关探讨可以拓展乡村旅游扶贫开发影响研究,深化对社区参与旅游过程及其作用机理的认识,对于新时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社区旅游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从缺失到凸显: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脉络

国内外的研究者目前都逐渐把社区及其居民作为旅游发展的主体,社区参与也因之成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本文在对社区参与研究脉络和走向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出社区参与理论共识的达成经历了"从缺失到凸显"的过程.在对社区参与的关注方面,中国和西方的研究具有各不相同的历程.     

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动态变化

发展旅游业是改善社区经济和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当地居民参与旅游开发过程,是实现社区经济、文化、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文章在长期跟踪研究一个乡村旅游社区——山东省荣成市河口村(“胶东渔村”)的基础上,评估了旅游发展过程中社区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的动态变化趋势.纵向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积极影响的感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认同,而对旅游发展消极影响的感知水平明显上升;同时,尽管大多数居民在态度上依然支持旅游业的发展,但是利益分配的冲突、产品老化带来的盈利能力的降低、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的新的谋利机会、市场竞争的加剧等原因影响了当前居民参与旅游业的热情,导致社区居民“意愿-行为”之间出现较大的差距,需要引起当地管理者的高度关注,并适时调整发展策略.     

浅谈北京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中真实性的塑造

随着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游客对于真实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如何塑造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的真实性,给旅游产品打上真实性标签,是摆在景区经营者面前得一个重要课题。其开发必须遵儋政府主导、社区参与和农民致富等原则,有利于指导当地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基础上开发出既具有传统文化内涵,又具有现代特征的乡村旅游产品,满足乡村旅游者“求美、求新、求异、求特、求真”的心理需求。     

少数民族山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以柴埠溪国家森林公园为例

接待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是国内旅游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对柴埠溪国家森林公园的土家族山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旅游对少数民族山区居民的语言、生活风俗、民族服饰有显著影响,但对其饮食习惯和地方建筑特色影响不大,旅游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变迁是积极的;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感知明显强于对负面影响的感知;旅游对当地居民的经济影响强于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和环境影响.最后建议通过建立健全的旅游社区参与机制来调控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     

旅游企业的社会价值研究

在当今旅游产品和目的地开发中,对旅游业企业家精神的研究突出了创造力、创新、资本和创业精神的重要性。企业家的意图和企业家的特质对于他们的创业活动也至关重要。但是这些旅游企业家精神研究集中于如何营利、如何成功创业,忽视了旅游企业家精神在社会层面的内涵,如何带动社会发展,如何改变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与消费观。在欧美以及日韩地区,社会企业家精神已被确认为目的地的区域社会和环境发展的重要贡献者。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社区参与在塑造企业家精神的社会价值创造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但人们对地方社区如何参与旅游社会企业资源管理和动员过程知之甚少。认识到这一研究差距,本文对旅游企业家精神进行社会层面的研究。     

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利益保障机制

民族村寨作为一类特殊社区,是我国乡村旅游开发的重要区域.社区参与是民族村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而社区旅游利益的保障是社区有效参与的决定性因素.本文从旅游利益分配现状及其原因出发,基于开发的基本理念和目标提出了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的利益保障机制.     

社区旅游参与视角下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地方感生成研究

居民地方感领域的研究在深化“人-地”关系认识、旅游目的地地方性塑造、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以及旅游规划等方面具有特殊意义。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人口统计学特征、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影响因素,缺乏对旅游世界中人与场的积极互动而产生的地方感等问题的讨论。本研究从社区旅游参与视角,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收集郎德上寨村民主诉的旅游参与实践,对民族旅游村寨居民地方感的生成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郎德上寨村民的社区旅游参与主要表现为“合作激励型”“自我激励型”“机械被动型”和“利益激励型”4种类型;在社区旅游参与过程中,村民获得了强烈的地方感,并由自然地理和人文物理环境、社会文化特性、经济制度、乡土认同、血缘认同、文化认同、房屋归属感和生活便利性等内容体现。本研究还发现,居民地方感在不同的社区旅游参与形态中表现出差异性;社区旅游参与和地方感之间是双向、交互式的影响关系,其中,旅游效益感知因素在二者的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的社会变迁研究综述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旅游社会学和文化地理学的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的社会变迁一直受到关注,并形成了包括结构-功能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等不同思想流派.通过对中英文数据库文献的分析发现,相关研究集中在旅游社区家庭经济收入、性别地位、家庭结构、家屋格局和家庭认同等方面的变化上:旅游可以促进东道主家庭经济收入的提升,但也普遍存在着收益分配不公的问题;女性的旅游从业使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得到提升,但仍然受到父权制文化传统的限制;社区旅游使得东道主家庭结构逐渐从一元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由于家庭客栈、开发性迁移和第二居所的出现,东道主的住房格局和生活空间受到严重影响;尽管旅游参与改变了扎根于传统地方的家庭认同感,但东道主也能对此进行主动调适.未来可以考虑新的拓展研究,包括构建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的社会变迁结构方程的模型、超越主客二分的对旅游城市东道主家庭的研究、对东道主家庭再社会化问题的研究等.     

生态旅游区少数民族牧民对定居工程及参与旅游的态度研究——以新疆天山天池、那拉提为例

少数民族牧民因旅游开发搬迁定居参与旅游业,是中国西部地区旅游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常见模式.本文选择新疆两处重要生态旅游区为实证点,研究了牧民对政府实施的定居工程及参与旅游的态度.研究发现,牧民在定居工程和参与旅游态度上总体水平为良下,各类因子中社会福利和生活便利程度因子态度水平较高,而定居后新生产方式的认同水平较低.比较分析了牧民属性特征对各因子水平的影响,发现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水平属性对定居工程及参与旅游的态度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