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影响二手房的交易价格——来自北京市的经验证据

在我国部分重点城市逐渐步入“存量房时代”的背景下,由房产中介主导的二手房交易秩序混乱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北京二手房交易的微观数据,采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买卖双方在通过委托房产中介进行交易时各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并试图分析这种不对称信息对住房成交价格的影响.研究发现:(1)从全样本角度来看,平均而言,卖方至少将以低于市场公正基准价格的1.58％出售自有住房,买方至少将以高于市场公正基准价格的1.22％～8.36％购买住房;(2)在考虑中介佣金的情况下,对于普通住房而言,买方最终支付价格至少高于市场基准价格的0.38％～1.07％;对于非普通住房而言,买方最终支付价格至少高于市场基准价格的0.40％～1.09％.由此可知,作为委托方的买卖双方均在房产中介主导下的交易中被迫接受不平等的议价地位,而代理人房产中介是除政府以外的唯一获益者.本文研究认为,政府应着力于改善二手房市场上这种由房产中介主导的信息不对称局面;买卖双方需注重委托代理关系下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契约设计.     

区域竞争、土地出让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08年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土地出让竞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对时空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本文发现本地商住用地出让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而周边地区的工业用地出让影响为负。这说明土地出让对于地区增长有着正向促进作用,同时该变量在地区间存在空间互动效应。根据这一结果,一方面商住用地出让的地区差异将扩大业已存在的地区经济差距,另一方面各地区在工业用地上的竞争行为可能进一步加剧。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辩证法探析

本文从“变”、“不变”的独特视角,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性问题。如十五大报告所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变”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活力和不可遏止的创新趋势,“不变”表明马克思主义发展各阶段一脉相承的统一实质。但是,“变”与“不变”本身就是绝对与相对的辩证统一,只有用辩证的而不是形向上学的观点,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真谛。     

寿险公司在养老保险体系中的作用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采取"社会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自我储蓄养老"的模式,并逐步降低对社会保险和自我储蓄养老的依赖,充分发挥商业寿险公司在我国未来养老保险体系中的作用,应该是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中国省际居民迁移与地方公共支出——基于引力模型的经验研究

文章运用居民迁移的引力模型对我国省级居民迁移与地方公共支出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1990年以来的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地方公共支出差异在2000年之前的居民迁移中作用不显著,而在2000年、2005年的迁移中有显著影响.对于迁入地、迁出地地方公共支出,2000年之前的迁移主要受迁入地的拉力作用,而在2000年之后则主要受迁出地的推力作用.     

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时空模式变迁——基于厦门市的微观考察

利用厦门市土地出让的微观数据,考察了2003~2011年我国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模式的变迁。通过对宏观政策与市场环境的分析,发现整个考察期可以2007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段。在这前后两个时段中,工业用地出让模式显示了相当大的变化:表现为出让面积、价格、方式以及出让时空分布特征均有所改变,总体看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重点逐渐向商住用地转移,同时抛弃原来的粗放型工业用地出让模式,而转向更为集约的方式。最后简要分析了产生这一模式变迁的原因,即宏观政策对工业用地出让的管制加强,以及城市房地产市场的繁荣,造成了地方政府出让政策的迅速调整。     

限购政策是否降低了上市房地产企业价值？——基于强度双重差分法的经验研究

完善住房市场体系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议题,限购政策作为政府稳定和调节房地产市场的主要手段,对房地产企业以及住房市场体系建设均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上市房地产企业2008—2013年以及2015—2019年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强度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两轮限购对上市房地产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两轮限购政策均显著降低了上市房地产企业市场价值,当企业在限购城市销售占比越大时,价值下降幅度越大;第二,从企业经营绩效来看,两轮限购对其实际盈利和营运能力并未产生显著影响,第一轮提高了企业偿债的经营风险,而第二轮只是影响了企业的资产增长能力;第三,两轮限购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异质性影响,第一轮并未显著影响房价上涨,而第二轮则显著遏制了房价上涨;第四,从股票市场看,第一轮限购主要是通过企业经营风险影响投资者预期,而第二轮限购则是通过影响房价来改变投资者预期,这进一步凸显了“房住不炒”的政策作用。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制定与推进政策时应关注预期的作用,这对于当前“房住不炒”政策的长期实施及其政策效果的长期稳定都具有一定启示。     

一般性转移支付:能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财力事权不匹配被广泛认为是制约地方政府供给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原因,长期的政策是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重,但是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的影响极其微弱。这一结论的得出基于2000余个县级样本,同时运用FE-OLS和GMM估计方法估计,分别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三项支出作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度量指标。政策含义为,虽然专项转移支付有诸多弊端,但就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而言,更应依靠专项转移支付,中央通过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政策需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