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霸权的危机转嫁机制研究——一个简单的数理模型

本文借助最优货币危机模型的推演方法,以美元霸权和影子银行为前提,构造了关国次贷危机向世界其他国家转嫁的数理模型,试图解释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传染机制,并揭示美国如何将风险和危机转嫁给全世界。以此为基础,本文总结了相应的启示。     

政策性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实践与理论初探——以不良金融资产管理机构的发展为例

近年来,以不良金融资产管理机构为代表的政策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迅猛,成为政策性金融领域的新生力量。这对当前以政策性银行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政策性金融理论提出了改进要求。通过对我国不良金融资产管理机构发展历程进行研究,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以AMC和AIC公司为代表的政策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在服务国家战略、体现政府意志、享有国拨资本、实行特许经营等方面符合政策性金融的一般性特征。二是政策性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的产品标的具有非标准化特征,采取的运作机制更加市场化以及发挥的功能更侧重逆周期调节,这与政策性银行有较大差别。     

日德金融超前发展战略进程回顾与评述

日本和德国在过去的近五十年时间里成功地实现了两次历史性赶超,进而跻身世界经济强国之林,这与日、德两国自19世纪中后期积极实施金融超前发展战略密不可分。认真吸取与借鉴日德在实施此战略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汇率波动性与本币国际化:澳大利亚元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根据货币国际化的长期决定因素及澳元国际化的特征设定澳元国际化的回归基准模型,对1993Q4-2012Q1期间澳元的汇率波动性与澳元国际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澳元对美元较大的汇率波动性对澳元国际化具有统计上显著的不利影响。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澳元汇率波动性每扩大1个标准差,澳元的国际化程度将会下降大约1%。在控制了"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通货膨胀以及投资等影响因素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本文的上述发现对不同的计量估计方法 (OLS和2SLS)和不同的汇率波动性测度指标均为稳健显著。文章对澳元国际化程度比较低的现象首次进行了实证考察,并且给出了稳健的实证证据,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金融约束、金融倾斜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金融资源配置的经验研究

中国的金融资源,在配置方式上长期依赖于间接融资,在配置对象上体现为所有制偏好和规模偏好。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金融资源的倾斜配置内生于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和渐进模式,并在国家的金融约束政策下形成路径依赖。因此,转变中国金融资源倾斜配置格局的关键不仅在于推进直接融资的快速发展,更重要的是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缩减金融约束下的机会主义空间和道德风险,将金融约束的"租金"由国有部门转向民营部门,形成有助于技术进步的激励机制和直接融资发展的内生需求,逐步转变经济增长对金融倾斜的路径依赖,实现中国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     

百年来的全球金融业并购：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的体现（一）

伴随着自20世纪初开始的全球企业并购高潮，全球金融业也先后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并购，到目前已经整整走过了一百年的历史。透过全球金融业百年并购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金融业并购行为演进过程与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经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经济金融化是全球金融业的前提和内在动力；金融全球化是全球金融业并购的外在压力和外部动力；金融自由化为全示金融业巨型并购清除了障碍，而全球金融业购则是金融自由化进程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之一。     

农村政策性金融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作用

金融是经济的核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农村金融问题。本文通过深入分析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与比较各种金融机构在农村经营的特点，发现政策性金融在其中起着不可取代的巨大作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充分发挥农村政策性金融的优势，强化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功能。     

独具特色的法国政策性金融体制评析

法国金融体系是由多元化的金融机构组成,与西方其他国家金融体系相比较,最突出的特点是金融机构种类多、层次多、业务相互交叉,表现在政策性金融方面,则是在老牌的发达国家里并不多见的历史悠久、系统庞大的政策性金融制度与组织体系.     

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战略性重构重组与重建

包括粮食生产与供应问题在内的农业问题，10亿农民的生存、温饱、小康问题和农村经济(农业、工业、商业、服务业、金融业与教育)与社会发展稳定问题在内的所谓“三农”问题，是从根本上制约与影响中国现在和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稳定、现代化进程的核心点，是中国相当长时期内的弱点、痛点、热点与敏感点之所在。农业不现代化，中国无现代化；农民不富，中国不富；农村不稳，中国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