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城镇化是缩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途径,是当前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抓手.西北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低于东中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发展的速度也低于东中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本文从城镇化动力机制层面,利用面板数据计量方法分析西北五省区城镇化动力机制,探寻制约西北五省区城镇化发展的深层原因,以期对稳妥推进西北五省区城镇化进程提供理论支持.     

中国西部产业组织存在的问题及优化路径

本文在分析中国西部产业组织存在经济规模水平不高、行业集中度低、产业进入程度低与退出壁垒程度高等问题之后,提出西部产业组织优化的具体路径是调整和优化企业规模结构;鼓励中小企业自由竞争;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通过激励和限制政策,维护合理的市场结构等.     

上合组织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影响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在测算上合组织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基础上,运用扩展贸易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上合组织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这些国家所产生的影响,并测算了中国对上合组织国家农产品出口的贸易潜力。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是上合组织国家中贸易便利化水平最高的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相对较低;除距离因素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上合组织国家起阻碍作用,中国GDP、进口国GDP、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及加入WTO和上合组织均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上合组织国家发挥促进作用;目前,中国对俄罗斯农产品出口贸易潜力巨大,对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潜力达到饱和。最后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建议。     

城镇化与产业生态化的互动关系——以西北五省(区)为例

基于2000-2011年西北五省的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协整检验、因果检验以及广义矩估计,来研究城镇化与产业生态化的互动发展关系。研究发现,城镇化与产业生态化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可以通过误差纠正机制来维持城镇化与产业生态化的长期均衡发展。从短期来看,城镇化和产业生态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很难显现;从长期来看,城镇化是产业生态化的原因,城镇化每提升1个百分点,产业生态化水平就会提升1.29个百分点。最后提出了西北地区突破经济增长生态瓶颈约束,以及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路径。     

新疆加工贸易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对加工贸易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加工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对加工贸易也有促进作用;然后在分析新疆加工贸易和产业结构现状的基础上,运用实证分析研究了新疆加工贸易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最后根据以上分析结果,基于新疆加工贸易发展的角度,对优化产业结构提出了几点建议。     

产业集聚与碳排放:促进还是抑制?——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中国2004—2018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作用效果。研究表明:全国层面,一产集聚和二产集聚均促进碳排放,而三产集聚对抑制碳排放有显著效果。一二产业、二三产业和一三产业的共同集聚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碳排放;地区层面,东中西地区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作用方向大体与全国一致,但区域间作用效果存在差异。为此,建议政府构建一产、二产集聚与碳排放动态监测的联合预警机制,发挥三产集聚对碳排放的积极作用,因地制宜制定东中西地区产业集聚的发展策略。     

生态位视角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评价与空间关联性分析——以南疆3地州为例

目的 基于生态位理论评价南疆3地州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并分析其空间关联性，对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构建了生态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标体系，运用生态位宽度、生态位重叠度模型测度南疆3地州24个县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差异与竞争性，并采用Moran''s I 指数深入分析南疆3地州农村产业融合的空间关联性。结果 南疆3地州农村产业融合生态位宽度持续呈现出以喀什市为核心的非均衡态势，农村产业融合水平逐渐提升；南疆3地州各县市农村产业融合生态位重叠现象普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相似度较高，资源竞争较为激烈；南疆3地州农村产业融合在整体上存在空间关联性，喀什地区存在“HH型”聚集，和田地区存在“LL型”聚集，部分县市存在“LH型”聚集和“HL型”聚集。结论 南疆3地州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和同构性，对产业资源的竞争较为激烈，应重点发挥喀什市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实施差异化产业发展战略，喀什地区应继续保持农村产业融合优势，拓展农业多功能；和田地区可采取产业链优化策略，对现有生态位进行升级；克州应挖掘特色农村产业融合资源，优化资源配置。     

数字经济、数字鸿沟与农村多维相对贫困

中国扶贫治理战略已经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化为治理相对贫困，如何在数字化时代治理相对贫困已成为新的工作重点。本文在梳理数字经济治理相对贫困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数字经济发展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并利用2013-2020年省级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村多维相对贫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数字经济发展初期因数字鸿沟会扩大农村多维相对贫困，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深入则会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状况。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影响农村创业机会与人力资本水平来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和教育投入的增加都可以显著地调节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缓解数字经济发展初期扩大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负面作用。     

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来自上市企业年报文本挖掘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3—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文本分析识别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分析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并充分考虑其中存在的异质性问题。结果表明：第一，营商环境方面，政府治理环境和法治建设环境优化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促进作用，外商投资环境优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抑制效应；政府支持方面，财政科技支出作为典型的政策工具，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影响，其强度越大，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上述结论在更换指标计算方法、延长时间窗口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经济效益提升。第三，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企业产权性质、企业所处地区，以及企业所处行业差异而有所不同。为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同时，应充分考虑企业产权、地区、行业层面特征，坚持差异化政策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