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SR模型的区域高技术产业创新要素供给评价

区域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创新要素有效供给。基于PSR（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构建高技术产业创新要素供给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全局熵法对我国创新要素有效供给现状进行评价，并度量创新要素供给协调度，从创新要素供给综合指数和子系统协调度两个方面评价创新要素有效供给水平。在此基础上将我国区域创新要素供给分为5个梯度，并运用障碍因素诊断模型，分析影响各梯度省域高技术产业创新要素有效供给实现的主要障碍因素。研究发现，影响有效供给的主要障碍层从2009年的压力层与状态层转变为2018年的响应层与状态层，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等成为主要障碍因素。各省域应依据自身要素供给主要障碍层和障碍因子，结合自身创新要素供给所处梯度，采取针对性措施，通过强链、补链、固链相结合，实现区域高技术产业创新要素有效供给。     

控制火电厂二氧化硫排放的有效途径——排污权交易

目前,我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中有42%是火电厂排放的,因此高效控制火电厂的二氧化硫排放是提高空气质量的主要途径。美国利用排污权交易治理火电厂的二氧化硫排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二氧化硫排放量大幅下降,而且排污权交易也被证明是成本最低的方法。借鉴美国的经验,可以为我国治理火电厂二氧化硫排放提供高效途径。     

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收益和成本

伴随着全球服务贸易的飞速发展,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收益问题成为众多学者讨论的热门话题。有的学者认为服务贸易自由化有利于降低产品价格、改善服务质量以及节约成本等,因而会给全球带来巨大的收益;而有的学者则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自由化会遏制本国服务业的发展、传播经济危机并危害国家安全。文章在总结许多学者关于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中收益和成本文献的基础上,对我国参与服务贸易自由化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中国循环经济战略:优先领域与政策体系

本文从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目标、优先领域选择、法律建设、政策建议等方面提出中国发展循环经济战略。     

人与环境系统的物质流模型研究

对人与自然环境所组成的系统进行物质流动分析，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基础，本文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建立了一个封闭系统的物质流总量模型，系统地剖析了人类经济系统中的各个基本物质变量对自然资源索取量与废物排放量的影响机量，提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     

比较利益理论再探讨-与杨小凯、张永生先生商榷

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只是以两种产品两国贸易为实例,给多种产品或多个国家贸易的比较禀赋优势说留下思索空间.反对比较优势学说的人们试图给出反例,并认为比较禀赋优势说已被推翻.该文指出一些所谓的反例并不能称其为反例,新贸易理论也并不与比较禀赋优势说相悖,比较优势说仍然有其生命力.     

不同地区低保标准比较的参照基准研究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各地区陆续实行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制度。但因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指数以及消费习惯等原因,保障金水平差异较大。对各地区“低保”标准合理性作比较时,往往缺乏一个较为客观的参照基准。根据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月支出水平与恩格尔系数之间的关系创建了最低生活保障参照基准LSBi和最低生活保障参照系数LSCi,并对选定的一批样本城市的实际低保水平作了验证与比较,具有可操作性。     

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实证分析

本文应用"资源诅咒"理论假说,通过1991—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及其传导机制进行了计量检验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自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能源开发确实带来了"资源诅咒"效应;虽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前能源开发负向作用于对外开放度、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但"诅咒"效应尚未明显产生,而实施大开发后能源开发对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的负向作用有所增强,从而导致诅咒效应明显出现。通过进一步的实证考察,我们发现能源开发在西部主要通过其对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挤出效应,以及滋生寻租和腐败而引起的政治制度弱化效应这三种间接传导途径来阻碍经济增长,其中人力资本投入是作用最强的传导因素。     

论中国承接金融服务离岸外包相关法律问题

吸引金融服务离岸外包已经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新热点，中国也已将承接包括金融服务外包在内的服务外包作为下一步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本文从GATS角度探讨了金融服务外包的归类，这一问题涉及确认WTO成员是否在金融服务外包开放上作出承诺。本文建议中国在WTO多哈谈判中可要求有关成员承诺开放包括金融外包在内的服务外包。本文结合金融服务外包方关心的问题，着重探讨了中国承接金融服务离岸外包应注意的法律问题，如金融监管、数据信息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和网上商务税收优惠等。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研究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产生和扩大,是旧的制度体系局部沉淀及新的制度体系尚未完善的制度变迁的一个结果.对过大差距的调节,包括对不合理差距的治理,应从制度创新与完善、发挥市场、政府及第三种力量的调节作用等方面多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