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挤出效应”分析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经济改革以来,经济以年均接近70％的速度增长。在此过程中,东部地区发展尤为迅速,相比而言,西部省市的发展就稍显落后。1998年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旨在加速西部地区经济的增长。纵观改革20年,在整个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许多因素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使家庭成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业改革,在企业管理中引入了物质激励的企业改革,各种价格改革、技术引进、面向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的市场开放以及非国有部门的兴起等等。其中,公共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何？这将是本文探讨的重要问题。     

FDI、政府公共支出、私人投资与经济增长——基于东部、中部和西部省际面板数据差异化分析

基于1991-2005年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比较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FDI)、政府公共支出、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由于不同类型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差异导致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呈现收敛与扩散并存的格局。在任意特定地区里,不同类型资本贡献率也不同,各个地区应当因地制宜,积极引入适合本地区发展的资本积累途径,以促进经济快速和可持续发展。     

国有企业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 独立经营国有资本

国有企业不是本质,而只是一种载体,国有资本及其保值增值才是本质和内容。必须改变混淆经济利益本身和其载体———企业之间关系的现象,这要求在涉及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依然由国有企业控制,而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应放弃控对企业的经营权,或参股或退出,变国有企业为活化的国有资本,并由专业投资公司独立经营国有资本。政府对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负责,不再对企业负责。国有企业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独立经营国有资本是可行的,并具有诸多重要意义。     

我国现行对外贸易政策导向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从各国贸易政策制定的历史来看，各个时期不同的贸易理论无疑深刻地影响了各国贸易政策的选择，同时，不同时期各国经济所处的背景也决定了其贸易政策的选取。十五至十七世纪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盛行的是重商主义，包括货币差异论与贸易差异论，推行的是强制性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到了十八世纪中叶产业革命后，以A．Smith和D．Ricardo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推行的自由贸易政策。     

我国推进技术进步与发挥劳动要素禀赋优势两难冲突的解决路径分析

本文基于协整分析技术,分析技术进步对劳动要素的析出是短期的波动,二者在长期中不存在稳定的替代关系。并且,与很多呼吁放弃政府调控工资的结论不同,本文指出,可以通过工资水平这一桥梁工具来调控要素价格比率,以此实现兼顾促进技术进步的长远利益和避免短期就业的剧烈波动的目标,从而在推进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发挥我国的劳动要素禀赋优势。     

入世后对发展内生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分析

中国加入WTO后，根据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且就业压力大的特征，产业选择既要符合中国实际又要适应国际竞争的需求。内生优势与外生优势的产业比较，发展内生性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较好选择。     

我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设计和评价方法探索

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目标出发,建立反映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存量、质量、结构与变动度指标体系,应用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可持续发展进行定量分析,力图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评价和理论研究提供一套可行的方法     

“中国之治”视角下高质量发展的多维表现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形成了“中国之治”的治理模式,彰显了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优势。在明确揭示“中国之治”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内涵、考察经济质量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位一体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引入“制度优势”拓展高质量发展内涵。运用1998—2020年国家层面数据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指标并进行差异化分析,揭示了“中国之治”制度体系下高质量发展整体趋势向好,但具体维度表现存在异质性特征。在制度内核稳定的前提下,实现高质量发展应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强化五大发展理念与经济质量、制度优势的深度融合与广度拓展。     

女性更能在互联网使用中获益吗——基于互联网使用偏好的调节效应

本文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互联网使用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显示,互联网使用能够带来工资性收入的提升和性别收入差距的缩小。通过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揭示了互联网使用中的性别特征差异和性别歧视。进一步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偏好和教育机会的增加是使女性在互联网使用中获益更多的主要原因。农村户口和低收入群体的女性更能在互联网使用中获益。     

中国农村家庭存在储蓄率生命周期之谜吗

中国城镇家庭储蓄率—年龄曲线呈现为U型，与生命周期假说及国际经验相反形成了储蓄率生命周期之谜。为了验证中国农村家庭是否与城镇家庭相似，本文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APC模型对中国农村家庭储蓄率的生命周期模式进行识别，发现中国农村存在37～49岁的中年户主家庭储蓄率偏低的生命周期之谜。为了揭示其可能发生的作用机制，本文应用多重中介效应检验发现：(1)教育负担是造成中国农村中年户主家庭储蓄率偏低的首要原因；(2)控制教育负担的影响后，以交通通讯支出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升级是拉低中年户主家庭储蓄率的另一主要原因；(3)社会成本支出显著地抑制了家庭储蓄率，但并不是形成中国农村家庭储蓄率生命周期之谜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