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义我们的商业年代?

判断中国经济有两 个法门,一个是“远 看”,一个是“求简” 中国是一棵大树。置于世界之林,这 棵大树要怎样看才对?不是容易回答的问 题。想看个明白的人又如此之多,是为难。 时近2005年年末,《中国企业家》杂志确 定了一个视角——“商业年轮”——请了 多位名家,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 他们究竟看得怎么样?请读者品评吧。 “商业年轮”当然是一个借用和比     

让农民增收的冲动得到发扬

增加农民收入,不能单靠农产品,要扩大城市消费,扩大更多的城市人群,扩大更多的远离农业的人口。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定不要背离这一条。同时,不能只在农村打主意,要打全中国市场的主意,要打全世界市场的主意。     

看戏与贱卖银行之争

国有银行境外上市，引起了“贱卖银行”的争泌。攻之者说，国有银行卖给境外投资人的股份作价偏低；辩之者不同意，认为没有贱卖。怎样看才对呢？     

品牌:到底是买家还是卖家的事?

什么样的品牌有生命力 厂家和顾客一致认同的品牌有生命力,厂家供应的品牌和顾客要的品牌不一致时,生命力就不会长久.     

家族经营与非家族经营是一样的

创业成功的企业家老了之后,“交棒”问题提上日程。一些公司的老板,将亲手创立的公司交给儿子或其他亲戚管理。另外一些公司,管理大权落到市场上聘来的职业经理手里。还有一些公司,儿子与非亲非故的职业经理一起工作,其中有的是儿子领导职业     

我们的时代：国际坐标下的商业年轮——如何定义我们的商业年代？

如何定义我们当下的商业年代？在我们审视眼下中国的诸多问题时。作为发展中国家．难免以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发展路线作为参照系．经常说“XX问题好比美国（日本．欧洲、东南亚）X世纪X十年代时的情形”。不错．历史爱重复自身。不过麻烦的是．由于人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由于中国问题之庞杂．各种约束条件交叉存在．你很难把某个国家地区某个年代的历史简单地复制到中国的当下。在某些领域．中国和华尔街同步；而在另一些领域，这样的体系却被全盘打翻。这种时空错乱惑．让人不知何去何从．却也是这个时代对中国企业家的挑战所在。我们既需要“以中国解释中国“．也离不了”以世界解释中国”。     

可惜了,科龙

我之所以推荐周其仁这篇文章,是因为他点到了科龙的病根,也提出了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国有企业改制,首先应该卖给内部人还是卖给外部人,甚至卖给外国人。从目前的改制政策看,国有企业卖给外部人,甚至卖给外国人,没有政策障碍,已有不少国有企业以及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被外资收购。今后还会有更多的上市公司被外资收购和控股。然而,国有企业卖给为本企业工作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管理层和职工,却障碍重重。之所以不愿意把国有企业或国有股权卖给管理层,主要有三个理由:其一,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点是两权分离。即小孩(指企业)只能给阿姨(指职业经理人)养,不能给父母(指投资者、股东)养。这里涉及一个基本问题,即我们要建立一个以父母为支点的企业制度,还是建立一个以阿姨为支点的企业制度。我们应该把小孩的命运寄托在父母身上,还是寄托在阿姨的身上。大量事实表明,阿姨终究不如父母。当时的晋商为什么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阿姨变成父母,给大掌柜、二掌柜等阿姨身股。对大多数国有企业来说,改制的最终方案是管理层或全体职工收购,即把阿姨变成父母。当然,把阿姨变成父母有个前提,即这个阿姨,或这一批阿姨是比较好的阿姨。其二,管理层收购,会出现自买自卖,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这个问题其实不应该成立。我们有那么多政府部门都在研究国有企业的改制,有那么多部门在管理国有资产,为什么到现在还让管理层自买自卖呢?这不是管理层的问题,是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做得不够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只要建立一套公开拍卖的机制,不可能出现国有资产流失。事实上,许多地方已经创造了不少好的经验。如四川乐山21家国有企业在本地交易所上市,又如武汉有机管理层与外部投资者一起参加投标。这些办法一般都不会出现国有资产流失。但我们对这些好的办法为什么不认真研究和积极推广呢?其三,让以工薪为生的管理层收购巨额国有资产,他们拿不出那么多钱。这是一个融资技术问题。如果我们真正愿意让管理层和职工收购,我们自然会为其创造相应的融资渠道,甚至为此成立专门的金融机构。管理层在一个企业干了几十年,他们愿意买,说明他们心里有底。只要将他们所购买的国有资产或股权作抵押,这种融资风险是很低的。我提到了管理层收购和职工收购两个概念。我并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只能由管理层收购,职工只能靠边站。这应该根据各个企业具体情况而定,有的企业适宜于管理层收购,有的企业适宜于全体职工共同收购,不应该一刀切。经济学家看到真实世界的现象之后,应该以专业的角度告诉民众“是什么”和“为什么”,而说“好不好”的是伦理学家,说“怎么办”的人是政治家或工程师。周其仁与郎成平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经济学家,后者我们不知道他是以什么身份在说事儿。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还没搞清楚“是什么”和“为什么”,就说出“好不好”和“怎么办”的人,很无奈,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把经济学当作科学来看待,而喜欢把经济学家当伦理学家。     

改革没有回头箭

改革不但要和腐败赛跑,还要和人们的期望赛跑,并和有增长之势的法外活动赛跑。跑不赢,麻烦就大了。改革是难,但拖延改革只会更难。     

在全球网络里寻求合适节点——企业突围的一条可选路径

<正>地图上任何行政块块,幅员大小、人口多寡仅在其次,在科技、投资、贸易、文化等方面是不是与世界相通,来来往往的质量与密度够不够高,才更为重要2017年,笔者有过一个“突围说”,意思是经济被围住了,面临能不能突出重围的挑战。当时远观全球市场竞争格局,觉得很像一个“三明治”——顶部拥有原创技术与产品、掌控独到性优势;底部是新兴市场里的后发经济,成本优势更具竞争力。夹在中间难上难下的,     

制度变迁驱动经济增长

中国的经济增长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也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因此,中国的增长不无理由地被看成了一个奇迹. 我们以制度变迁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心论点是:经由重新界定产权,中国大幅度降低了全盘公有计划模式的制度运行成本,从而解放了庞大人力资源的生产力与创造力,得以在全球市场上形成了综合成本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