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供给的制度内生与需求内生实证研究

文章分别从基础货币投放的被动性、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与外汇"资产渠道以及利率渠道对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我国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主要表现为基础货币供给的制度内生和信贷供给的需求内生。为提高当前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货币当局必须稳定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贷款利率尤其中长期贷款利率水平,以此削弱货币供给的制度内生和需求内生。     

人民币升值的逆传递效应： 基于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分析

基于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的研究视角,本文阐述了人民币升值的逆传递效应的传导机制。运用协整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实证检验了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与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名义汇率的逆传递效应。结果表明,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人民币升值都不具有通货紧缩效应,而是具有逆传递效应,并且名义有效汇率的逆传递效应强于双边名义汇率。     

财政收支结构调整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春风化雨”还是“适得其反”?

本文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与内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支出方面，财政支出向民生领域倾斜以及科教支出占民生性支出比重提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产生驱动效应；收入方面，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之比上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U型影响，直接税收入与间接税收入之比上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伴随着有为政府建设的推进与有效市场的完善，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呈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作用渠道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结构与财政收入结构调整通过影响企业交易成本与资本配置效率作用于数字化转型，财政民生性支出结构与税收结构优化则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技术性人力资本驱动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数字化转型的效应在不同企业、行业、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企业具有促进作用，财政收入结构优化则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激励效应更强。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为政府通过优化财政收支结构精准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证据与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