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汇率制度的再认识和人民币汇率的对策

目前人民币存在着一定的升值压力，但人民币升值会鼓励热钱的投机；会引致我国贸易类型的长久变化，即使将来汇率回到初始水平上，也难以使本国企业重新占有市场份额；人民币升值也不符合我国经济增长的目标。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也应建立在国际收支发生根本失衡的前提下。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应着重采用汇率之外的措施平衡国际收支。     

外资并购的工资效应——来自中国制造业微观层面的证据

本文利用我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检验了外资并购的工资效应。本文采用匹配的研究方法,发现外资并购的工资效应显著为正;对不同要素密集度、不同并购资本来源地、不同区域的子样本回归,结果均高度稳健;我们还发现外资并购更利于资本密集型及中西部企业的工资提升,工业化国家的并购资本有更大的工资效应。     

汇率升值对产出的作用机制与效果文献述评

汇率升值会从多个渠道影响一国的产出水平,并通过不同渠道不同方向产出不同作用,但从理论和实证角度都难以直接确定其产出的最终作用方向.从实证角度分析,汇率升值对产出的作用方向也并无定论,研究对象的不同,研究时间区间的差异是造成研究结论分化的重要原因,但在研究中没有很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也是造成结果出现偏差,进而容易得出“紧缩性贬值”结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贸易引致型vs.水平型

本文通过构建扩展的企业异质性模型框架,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重点分为贸易引致型与水平型,利用中国10 126个企业样本经验考察OFDI区位分布的决定影响。结果显示:企业贸易成本和投资成本分别成为贸易引致型和水平型OFDI的阈值变量;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高层次的水平型OFDI;在区位分布上,贸易引致型OFDI倾向于亚洲,水平型OFDI倾向于非洲、拉美与大洋洲,而在欧美地区的差异不明显。实证发现:贸易引致的OFDI对区位市场的制度环境较敏感(青睐于低风险市场);在投资固定成本要求较高的区位,企业更倾向于放弃直接贸易型OFDI而转向间接的贸易服务型OFDI;国家战略(或资源)型的央企OFDI对风险(尤其制度风险)敏感性低于利益导向型的地方企业。本研究在政策上建议政府引导企业通过OFDI地理区位多元化规避风险,提升战略型央企OFDI的风险意识和利益导向。     

四轮驱动 长岭驶向新征程——记陕西长岭电气有限责任公司和董事长、党委书记张宝会

长岭,曾经驰名全国的老牌国企,辉煌10年继而又陷入困境达10年之久。2009年完成重组后,历经三年改制和创新发展,依靠军工、光伏电气、家电、纺织机电四轮驱动,经营收入三年翻一番,2012年达到15.2亿元。从一度濒临破产的边缘走出困境,成为中国工业行业的排头兵,公     

光彩事业：帮“富人”与“穷人”联姻——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秘书长孙公麟

9月1日上午10点正，本刊记者如约来到了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在大门口，匆匆从外面赶回的孙公麟副秘书长，手里还拿着不少待处理的文件。一进办公室，他先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相关资料和简报递给我们。这一细微的举动让我们感到了他工作的细致和对本次采访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