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N传送网的Qos策略探讨

分组传送网(PTN)是中国移动适应IP化发展而引入的面向各类基站回传和各类客户承载的新一代城域传送网。文章首先介绍了PTN网络的Qos指标,然后根据业务类别的划分,对PTN传送网中的Qos策略进行了探讨,从而为统一规划全业务时代的PTN网络Qos策略提供参考。     

驰骋在“三区”的“三驾马车”——莱州市职业技能培训概观

莱州市位于胶东半岛西北部,全市辖16个镇街,人口86万,是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近年来,莱州市立足国家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胶东半岛高端产业聚集区的区位优势,积极拓展失业职工、农民工和新成长劳动力培训,市就业训练中心、各职业学校和镇街劳动保障所“三驾马车”培训资源共享,培训领域互补,实现了职业技能培训的无缝覆盖,     

构建唐山市特色休闲旅游产业格局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休闲活动的条件日益改善,休闲旅游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可。唐山市在河北省环京津休闲旅游产业带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发展休闲旅游方面具有优越的区位条件和资源条件。文章针对唐山市休闲旅游的发展现状,通过对休闲旅游的层次进行划分,提出构建唐山市特色休闲旅游产业格局的对策。     

创新粮食安全思路

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中国粮食的特殊性范围已基本原先的整个粮食缩减为居民的口粮,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根据口粮的特殊性要求进行生产保证,如何根据非特殊粮食口粮的性质要求进行二路竞给,如何根据市场变化的要求进行粮食安全风险的认知与防范,就成了未来中国能否在保证粮食安全与成本优化之间进行有效平衡的创新要点。     

商业银行拓展有效资产市场的营销途径及改革措施

当前,随着我国加入WTO和银行业市场开放的格局,外资银行与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着争夺资金来源,争夺优良客户,争夺金融人才的局面。商业银行必须转变观念,深化改革,完善资产管理机制,努力拓展有效资产市场的营销途径,深化改革有效资产市场的营销方式,完善有效资产市场的营销机制,及时调整市场营销策略。     

资产流动性、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以2011~2018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资产流动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在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时这种关系是否更加显著。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企业特征相关变量后,资产流动性对企业创新投入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采用不同资产流动性指标和利用不同的回归方法均证实以上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进一步采用SA指标法测量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发现在面临严重融资约束的企业样本中,具有高资产流动性的企业可以通过高变现能力和低调整成本来为企业创新活动进行融资。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制度变迁的逻辑：路径、动力和效能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该框架下的《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等为核心制度安排，协调和规范国际社会的政策和行动。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发生了从中心化治理到去中心化治理的重要变迁。结合新制度经济学和历史制度主义相关理论，构建路径、动力和效能三维分析框架，论证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制度变迁的逻辑。具体而言，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制度变迁路径是制度复制和制度替代的混合体，这一变迁受到国际能源革命及全球经济危机外部冲击和公约缔约方能动性的共同作用，并将推进全球碳中和进程，引发国际投资贸易流向改变和气候变化治理制度性领导权及规则制定权博弈。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在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制度变迁中起到建设性作用。     

全球慢性病联盟科研基金资助模式及启示

科研项目资助和管理是有效发挥科技投入资金效用、提升科技投入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研究了全球慢性病联盟(GACD)在科研项目资金投入、过程管理、成果共享等方面的举措,分析其管理经验与特征,旨在为新时期我国科技资金投入与科研项目管理等提供参考。     

全球援助治理改革与共同体构建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援助治理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新兴市场国家倡导的新兴援助模式对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为代表的北南传统援助模式形成冲击，引发了全球援助治理是否需要改革之问。作者以世界体系相关理论为分析框架，从价值、制度和工具三个维度论证全球援助治理改革的必要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旨归提出一个包容性的全球援助治理框架。具体而言，当前的全球援助治理在价值之维体现为传统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内化的不平等性，以自由主义和普遍主义对东西方关系和南北关系的影响为表征；在制度之维呈现出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的不平衡性，即传统援助国相对于受援国在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的制度性领导和相对于其他援助国在全球援助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在工具之维表现为受援国对传统援助国的依附性，即传统援助国对发展援助知识的垄断性和内在矛盾性。三者共同作用影响了治理结果的有效性。因此，全球援助治理改革应以价值之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制度之维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和工具之维的发展理性，实现治理结果的有效性，促进受援国实现“发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