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税收遵从度的影响研究

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于构建“以数治税”新格局、推进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以2015—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以实施的金税三期工程为契机，考察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税收遵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大数据税收征管显著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度。(2)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降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降低企业寻租行为和加剧企业融资约束三个影响机制促使企业提高税收遵从度。(3)改善企业信息透明度和大数据税收征管的共同作用能够更为有效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度，而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税收遵从度的提高作用在审计质量较低、独立董事比例较低、两职合一的企业更显著。研究对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和形成数字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税务机关应注重发挥大数据税收征管的治理效应。     

延迟退休、生育政策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

政府在放松生育政策的同时，配合退休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构建延迟退休和生育调整的理论模型发现：从劳动力增量看，延迟退休能够产生即期效应，而生育调整具有滞后效应，且两者导致的劳动力增量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特点，节点在2031年；从社会总负担看，在实行延迟退休后，总抚养比迅速下降到一个低水平位置；从总产出看，同时实施延迟退休和放松生育政策，经济中潜在的福利损失最小；从产出增速看，放开生育的同时配合延迟退休，经济增速下降最慢；从人均产出看，放开生育的同时最好配合延迟退休，否则人均收入提升的效果不如政策不变时效果。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以2018年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全面推开为准自然实验事件，以前期未试点城市辖区内的资源型和重污染型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离任审计政策下企业盈余管理变化规律。研究发现，离任审计推开后，资源型和重污染型企业主要采用应计盈余管理和销售操纵调增业绩，由于环保投入的增加，企业费用操纵反而减少，产品成本操纵则因其短期内加大环保成本而没有显著变化。进一步检验发现，尽管资源型和重污染型企业采用盈余管理调增业绩，但事实上它们的真实业绩并未受到离任审计的显著影响。此外，较高的融资约束和激烈的行业竞争均会加剧离任审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社会监督力度与捐赠管理模式——基于上市公司对外捐赠的理论与实证

为了探究社会监督力度加大能否促使企业从直接捐赠转向慈善机构托管，首先在跨期非合作博弈分析框架下，从预期收益和监督成本两个角度阐释了捐赠管理模式的选择逻辑；随后利用2006—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开展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三方机构的存在会影响企业的捐赠意愿，公众对企业关注度增强时，相关第三方的运作会更透明，捐赠方将倾向于信任慈善基金的管理能力；当上市公司面对较为严格的社会监督时，它们会选择慈善组织代为完成对外捐赠行动；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和监督效率发挥了媒介作用。     

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如何影响资本市场应计异象？

基于应计异象视角，利用2012—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深入研究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对会计信息定价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能够显著缓解A股市场应计异象。进一步分解应计盈余发现，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缓解了投资增长导致的应计异象，对盈余管理导致的应计异象加剧作用不显著，整体表现为缓解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监督治理效应发挥了主要作用，提高了治理水平，缓解了应计异象，高行业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削弱了其缓解作用，内控监管环境的严格强化了两者的关系，缺陷整改信息披露未能引起两者关系的变化。     

“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指标研究:属性、问题及建议

2021年末沪深证券交易所同时就“营业收入扣除”发布指南，要求ST公司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为负值的公司，编制和披露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项目的相关信息。编制和披露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是对已有营业收入指标进行的修正和补充，以便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进行多维度研判，防止“壳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规避退市，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这一新口径收入的出现，为重新思考和研究会计领域包括收入在内的重要概念提供了新的视角。文章根据科创板28家披露了“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了“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指标的属性，认为“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指标有以下四点不足：指标缺乏质的规定性、指标的效力低于其他收入指标效力、扣除项目分类存在逻辑瑕疵和指标的重要性不足。建议从会计专业的视角对收入的概念进一步讨论、规范和提炼，满足决策的信息需要。     

税收优惠政策能否激励中国企业创新？——基于创新链视角的探究

选取2007—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创新链视角探究税收优惠政策如何激励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链的投入、产出以及效率环节均有显著激励作用。通过更换估计模型、构建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在创新投入端对非国企研发资金投入激励效果更强，对于国有企业研发人员投入以及企业创新链产出端激励效果更强；对于处于高技术行业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在企业创新链各个环节的激励作用都比非高技术行业企业更强。研究为企业创新决策、优化税收优惠政策增加了新的认知，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启示。     

利润确定的变迁与启示

回顾自1494年帕乔利的《簿记论》发表至今的利润确定变迁历程,对其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与评述,发现利润确定的变迁历程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一是以会计账簿记录为特征的利润确定阶段(1494~1939年);二是以收入费用配比为特征的利润确定阶段(1940~1979年);三是以资产计价为特征的利润确定阶段(1980年至今)。利润确定复杂化的历史原因在于,利润确定过程中资产计价逐渐取代了收入费用配比的主导地位;应当坚持收入费用配比的主导地位,兼顾资产计价,而非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