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对深圳经济增长作用的测算与分析

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和索洛增长速度方程测算和分析深圳各经济发展阶段中的技术进步率和技术贡献份额变化情况，指出技术进步已成为深圳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认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是发挥技术进步作用的重要原因。     

创建学习型税务组织要科学认识和处理九个关系

创建学习型税务组织要科学认识和处理好九个关系：个人、团队、组织学习与学习型个人、团队、组织的关系；关于学习型组织的“学习”与教育培训的关系；学习型组织中个人愿景、团队愿景与组织愿景的关系；学习型组织中的领导与员工的关系；学习型组织管理理论与ISO标准管理理论的关系；学习型组织与学习型税务组织的关系；关于学习型组织创建与做好日常税务工作的关系；关于学习型税务组织与服务型税务机关的关系；学习型组织建设的长期性与创建工作阶段性的关系。     

外商直接投资对珠三角地区制造业技术溢出渠道的实证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法

本文运用分位数回归法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对珠三角地区内资制造业技术溢出的不同发生渠道.经研究发现:在水平溢出方面,只有当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处于较低分位水平的时候,溢出效应才显著为正;在垂直溢出方面,前向关联的溢出效应在各个分位水平上均为负,并随着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得到加强,内资企业通过与外资企业建立后向关联,在大多数分位水平上获得了正向的溢出效应.上述分位回归的结论均在长期效应上得到了相应的验证.     

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省制造业技术溢出的实证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

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本文考察了FDI通过水平溢出和垂直溢出途径对广东省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情况.研究结果发现,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处于高位水平时,FDI通过水平溢出途径的技术溢出表现正向显著作用;生产率较低时易受到挤出效应的负面影响.FDI通过后向关联溢出途径促进了上游内资企业生产率的提升,通过前向关联溢出途径,对生产率水平处于中等以及中等偏上的下游内资企业带来显著的负向影响.FDI对国有企业的技术溢出相比全部内资企业,在水平溢出的变化方向和前向关联溢出方面表现一定的差异性.     

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与本土供应商创新绩效——基于珠三角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笔者利用珠三角制造业企业调查问卷进行实证研究,重点考察吸收能力、知识溢出对本土供应商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公司的显性和隐性知识溢出对供应商技术创新有明显促进作用;供应商的吸收能力对知识溢出和创新绩效有正向调节作用,即供应商的吸收能力不仅有利于其技术创新,而且强化知识溢出对其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隐性知识溢出在吸收能力的正向调节作用下,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更明显。此外,笔者对国内市场导向和出口导向型供应商进行了分组检验。     

吸收能力对FDI技术溢出的调节效应研究——来自广东省制造业企业层面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1—2007年广东省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运用Levinsohn—Petrin半参数方法估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考察了吸收能力对本土企业TFP的影响以及吸收能力对外商直接投资（FDI）溢出效应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发现：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对生产率提升有显著正向作用;吸收能力通过后向关联渠道对溢出效应起正向调节作用,而在水平方向和前向关联渠道上,调节效应呈现负向影响。研究结果还发现,吸收能力的这种作用对私营企业尤其明显。     

深圳工业化过程中的要素贡献分析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深圳经济增长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已由一个边陲小镇一跃成为大型经济城市,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外贸出口额和实际利用外资额等指标以及城市综合竞争力水平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均处于领先的地位。深圳短短20多年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和经济     

出口强度、吸收能力与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

笔者采用2001年~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面板数据,基于所有制、资本密集度、企业规模等企业异质性,探索出口强度、吸收能力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优势,但出口强度与生产率呈倒U型关系,一方面纯出口企业拉低了出口企业的整体水平,另一方面短期内负的学习效应导致生产率下降。吸收能力则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对出口活动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即当吸收能力较强时,随着企业出口强度的增加,生产率有所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