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是推动和平的力量吗?

“贸易是推动和平的力量”,这是国际关系学说中自由主义学派的一个核心命题。冷战结束后,贸易与和平的关系再度成为国际关系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自由主义学派对于贸易与和平关系的理念在二战后出现了重要的转变,从无条件性转向有条件性。冷战后新的政治经济现实表明,贸易既体现出和平的一面,也体现出冲突的一面。那么贸易到底是否能够成为推动和平的力量呢?作者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得出的结论是:贸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和平取决于两国贸易在国家利益中的定位以及贸易利益与安全利益的排序,贸易是否能够推动和平则取决于冲突所涉及的安全利益是否存在“生死攸关”的情况。     

多哈会议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

多哈会议的结束宣告了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贸易与环境挂钩已经成为一种无法逆转的趋势。发展中国家虽然最终接受了《多哈宣言》的安排,但是对WTO环境政策的制定仍然充满了敌意。目前,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的已经不是贸易政策与环境是否挂钩的问题,而是二者应该怎样挂钩和在何种程度上挂钩的问题。     

美国军事干预主义:一个社会进化的诠释

作者通过社会进化范式,将物质与观念因素有机地纳入一个分析框架,对二战后的美国军事干预主义进行深入解读。二战后美国的军事干预主义(美国精英和民众对美国海外军事干预的支持)是不能单纯用观念或心理因素来解释的。地理环境和被技术优势放大的综合国力是理解美国海外军事干预的两个不可或缺的物质变量。这两个因素强有力地保护了美国精英和民众免受战争蹂躏之苦。与其他大国相比,美国民众和精英对战争的前景排斥较少,因此,美国在二战后要比其他大国更积极地进行海外军事干预。     

贸易何以促成和平:以中美关系为例

贸易与和平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问题。自由主义者认为贸易能够推动两国间的政治合作,是两国政治关系的“黏合剂”或是“压舱石”,并且成为两国间维持和平的力量。而贸易作为推动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的主要力量,显然不能无条件地带来和平。作者从国家决策的路径入手,引入了“对贸易收益的判断”这一变量,认为只有在战争收益接近于零,并且国家对贸易收益的判断为正时,贸易水平的增加才能推动国家间的和平。作者运用上述理论框架,对中美关系中的经贸因素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以美国放弃将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挂钩这一事件为标志,美国对中美贸易收益的判断有了积极的、重要的转变,直到此时贸易才可以成为两国政治关系的“黏合剂”。     

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崛起及其对亚洲的影响

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崛起对其它亚洲国家(地区)经济的影响很大.在其它亚洲国家(地区)看来,中国一方面是一个有潜力的市场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理想场所,另一方面也是出口市场中的竞争对手.一般来说,贸易结构同中国互补的高收入国家(地区)可能会从中获益,而同中国竞争的低收入国家(地区)则会受到损失.     

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系统：模式、风险及其治理之探

目前,各国尝试建立的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系统主要有三种模式：升级实时全额支付系统、双边跨境支付系统、多边跨境支付系统。然而,因数字技术赋能升级的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系统一旦落地,运营中不仅存在异化传统风险的可能性,还可能滋生新的风险。基于此,本文立足上述三种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系统模式,依托数字技术研判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系统中的风险,主要包括流动性风险、网络安全风险、区块链技术风险以及系统重要性风险。面对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系统中的潜在风险,可从主权国家的货币主权和国际金融监管合作这两个方面进行治理。而今,我国积极参与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已启动测试,落地之势蓄势待发。面对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系统潜含的风险,我国应未雨绸缪,提前对数字人民跨境支付系统中潜在的风险制定防控措施,从而为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支付提供安全的制度保障。     

统筹发展和安全视野下的数字经济治理绩效研究

数字经济治理的关键在于平衡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作者基于《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论纲》一文的理论框架和数字经济的基本特征，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视角出发，将数字经济治理分为基准情景、依附型合作、大国竞争和共享共治四种情景，分析和比较了不同情景下国家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绩效。结果发现，基准情景下国家对数字安全的投入应当止于均衡安全水平；依附型合作情景会形成“中心—外围”的数字霸权体系进而固化并加剧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平等；大国竞争情景治理模式容易导致相关国家陷入“数字安全竞赛”困境；共享共治情景有助于实现总福利最大化的目标。数字经济治理中的欧盟数字经济治理模式、美日数字经济合作模式和中美数字竞争模式均会带来一定福利损失。中国提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倡议则可以充分发挥技术、数据和安全的公共产品属性，通过协调各国利益和促进各方合作，有助于在全球层面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