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雪峰千仞——庆祝黄达教授九十华诞笔会

本文由“庆祝黄达教授九十华诞笔会”中的五篇文章精选摘编而成,在保持原文的基础上,以集中彰显黄达教授的思想精髓和卓越贡献。可以看出,黄达教授不仅是学贯中西、蜚声国内外的理论大家,更是一位具有深邃思想和非凡气度的教育家。特别是,作为新中国“大金融”学科思想的主要设计者,黄达教授在完善金融学科体系、丰富金融学科内容、促进中国金融学科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一直是引领中国金融学科发展的中流砥柱。     

大理沙溪古镇传统白族民居空间更新改造初探

随着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的加剧改变着乡村居民的居住环境。他们也在不断地追求的适宜的生活环境和生活品质,这与传统民居聚落的保护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本文主要针对沙溪传统民居聚落在保护和更新中,居民对新的生活空间的需求与传统空间之间的矛盾进行思考。     

基于TRIZ理论对高职学生创新能力评价的探索

目前高职顶岗实习评价体系中缺乏对创新能力的有效考核。对此本文基于TRIZ和相关管理学理论实施了针对性措施,包括开展有效的创新培训、划分创新能力等级、落实创新考核载体。最后给出了顶岗实习创新能力考核的指标和考核实例。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潜江小龙虾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

采用湖北省潜江市小龙虾产业集群统计数据及实地调研的资料，分别从要素条件、需求条件、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相关和支持性产业、政府、社会历史传统与文化习惯等影响因素的视角，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构建了测度和评价农业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模型。结果表明，要素条件、需求条件、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相关和支持性产业等四个要素对农业产业集群竞争力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而政府、社会历史传统与文化习惯等要素则通过作用于其他要素对竞争力起到间接的推动作用；要素条件、相关和支持性产业对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力有着正向的影响。     

基于政府事权视角的空间规划体系创新研究

现阶段我国"多规合一"面临法律与体制机制的障碍,从根本上解决"多规"矛盾、优化空间规划体系,明确政府相关部门的事权是一个关键点。从政府事权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现行空间规划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空间规划层级与政府事权层级衔接性不够;规划空间层次划定与规划管理体制的契合度不足;政府相关部门事权内涵界定不清晰;各类空间规划事权范围交叉重叠等。针对以上问题,优化空间规划体系的关键在于清晰界定政府相关部门事权与边界,包括通过法律保障强化空间规划体系与政府事权层级衔接;界定事权边界、统一空间话语体系;精简空间规划层次确保行政区内管理事权集中统一。提出打造"多规合一"信息平台,是提高政府部门行政效能的有效途径。     

城市形态地域特征识别与生成原则探析——以成渝两地城市形态历史演变为例

我国历史时期的城市形态类型丰富、特色鲜明,反映了地域自然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差异,蕴含着人们适应地方条件的经验与智慧。以同属巴蜀亚区,但形态差异明显的成都、重庆为例,构建动态、层进的城市形态认识框架,结合卫星影像与历史地图数据,按照"收集—转译—识别—分析"的程序,研究城市形态特征的形成与演变过程,揭示形态特征的演变规律、影响因素及生成原则,为当前城市建设提供信息与借鉴。     

秦始皇“议帝号”诏评议

秦始皇创立的"皇帝"名号是专制集权统治的根本,从制度上确保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是与"世变"相适应的、"顺时俗"的一大创举。历代史家从《史记》的行文结构、文字风格以及对皇帝名号的评议等方面,对秦始皇"议帝号"诏进行了多方位的讨论。通过对秦汉时代诏书格式的总结归纳可知,"议帝号"诏末尾的"制曰可"并非衍文。目前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并不能很好地反映"议帝号"诏的原貌,应当予以修订。     

重庆市航空运输产业关联与波及效应分析

重庆航空运输业发展相对滞后,研究重庆与上海航空运输业的关联差异,为重庆航空运输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以重庆和上海两市的投入产出表为基础,构建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两市航空运输产业关联和波及效应。对比计算结果发现:重庆航空运输业后向关联度较低,内部关联效应较弱;与第三产业的关联效应有待加强;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较弱,拉动效应明显。为了更好地发展航空运输业,重庆应特别注重加强航空运输业与第三产业的关联效应。     

电子技术在汽车安全领域的应用

本文着重介绍了电子技术介入的汽车安全产品,及其对汽车的安全性能产生巨大的影响。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汽车的安全性能得到质的提升。     

对超高定价行为的反垄断规制——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超高定价是反垄断法中最具争议的议题之一.对美、欧、韩、中的几起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对超高定价行为的反垄断规制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即竞争状态下的“自由放任”模式和不利消费者情形下的“规制”模式,两者各有其合理性.中国秉承消费者福利优先理念,基于本身竞争文化、市场环境等因素考量,选择“规制”模式,值得肯定.但需要注意的是,为了避免破坏市场价格机制、造成执法错误,对超高定价的反垄断规制必须采取审慎态度,即在充分论证市场存在较高进入障碍、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及行业监管不力的前提下进行.同时,可通过优先选择性适用经营者承诺制度、优化超高定价行为的认定方法及加强与行业协会监管部门的合作等措施,以提高执法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