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立先”目标推进绿色转型

<正>目前国内外绿色建筑仍停滞于初级阶段。原因主要是理念的宽范性、目标的狭隘性、举措的传统性。针对俄乌战争的不断升级，石化能源制裁与反制裁斗争程度的提升的关键时期，国家能源局发了《2022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同时期中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实施《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通过对国家能源局发的《2022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与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不久颁布施行的《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及因俄乌战争引发的石化能源制裁与反制裁的斗争中启发与领悟到，     

减税降费与企业投资传导机制研究:基于资本供给视角

减税降费是我国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笔者以2010年至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费负担的减轻有助于刺激企业投资增加，且通过内源融资能力、外源融资约束、投资者关注三重机制进行传导，其中提升内源融资能力成为减税降费促进投资的主要作用渠道。进一步基于宏观层面、行业层面以及企业层面进行异质性考察，发现两者的负相关关系在营商环境更差的地区、高新技术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厘清了税费负担对企业微观投资行为的影响，为进一步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品牌“在地化”传播的价值与路径

<正>品牌“在地化”传播是指品牌在进行广告、公共关系、销售促进等传播中，在传播内容、表达方式、传播载体等方面针对特定区域、特定环境，融入当地社会生活，以求取得更佳的传播效果。品牌在地化传播并不是新鲜事物，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受到企业和品牌的重视，背后的原因是：改革开放后全国性的统一消费市场形成，覆盖全国的传播媒介发展成熟，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制度变迁的逻辑：路径、动力和效能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该框架下的《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等为核心制度安排，协调和规范国际社会的政策和行动。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发生了从中心化治理到去中心化治理的重要变迁。结合新制度经济学和历史制度主义相关理论，构建路径、动力和效能三维分析框架，论证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制度变迁的逻辑。具体而言，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制度变迁路径是制度复制和制度替代的混合体，这一变迁受到国际能源革命及全球经济危机外部冲击和公约缔约方能动性的共同作用，并将推进全球碳中和进程，引发国际投资贸易流向改变和气候变化治理制度性领导权及规则制定权博弈。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在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制度变迁中起到建设性作用。     

修旧利废工作在设备管理中的应用

企业开展修旧利废工作，不仅可以减少支出、降低成本，还能为企业培养和锻炼维修技术人才，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人才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分析修旧利废工作在设备管理中的应用。     

数字化转型能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11—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利用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来全面反映微观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并梳理出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八个特征事实，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效率的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国有企业、内资企业、主板上市企业、有研发背景高管的企业样本中更明显。     

信息化报修系统数据管理设计

基于毕节卷烟厂信息化设备管理现状，以解决信息化设备报修为出发点，以维修数量、故障类型、维修效率等数据为研究对象，设计开发出一套信息化报修管理系统，实现信息化设备维修数字化管理，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资本结构

使用我国上市公司2015~2019年季度财务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并对产权性质、行业特征及地区特征进行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结构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轻资产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而言,国有企业、重资产企业、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冲击更大。由此,企业在战略决策中应当充分考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素,主动预防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力争实现转危为机;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实行过程中应当尽量避免政策接档不及时、政策之间效应重叠或消减等问题,增强政策跨周期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主体的责任划分

农村公共品除了具有一般公共品的特性外,还具有收益外部性、成本沉淀性、多样性、层次性、阶段性和公平性几个方面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农村公共品不应该只由单一的政府供给,而应该由政府、盈利与非盈利组织、农村社区和农村居民个人、其他社会力量等共同供给,但政府应承坦起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地位,同时要明确划分各供给主体的责任,以确保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