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2004年农机化 讲述春天的故事

2004年12月30日,北京数日连续低温并没有挡住参加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农机专业会代表的热情。京西宾馆会议大厅里暖意融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人个个笑意写在脸上,聆听农业部张宝文副部长讲话。"回顾2004年的工作,我们都能深切的感到,农业机械化的春天真的来了!"说这话的时候,张副部长一脸春风。20多年一部《法》2004年农业机械化领域十大新闻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颁布,并于11月1日正式实施名列首位,是当之无愧的。一部《促进法》凝聚了多少农机人     

京津冀都市圈城乡复合型农业发展战略

加快京津冀都市圈农业现代化进程,凸显不同地域的农业多功能性,将有助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该文利用实地调研与统计数据,分析了京津冀都市圈农业发展态势及其存在问题,构建了城乡复合型的农业发展战略。主要包括以保护耕地、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核心,促进种植业的基地化和规模化生产;围绕都市圈城乡居民的生活需要和市场需求,促进畜牧业的发展;以构筑绿色屏障和发展生态农业为核心,促进生态林果业的可持续发展;以经济效益为核心,促进水产业的产业化发展;凭借都市郊区区位优势,大力发展都市休闲观光农业。     

绿色金融政策推动、市场发展与工业绿色转型——基于甘肃省与全国各省的比较研究

文章基于2020—2022年《中国地方绿色金融发展报告》数据,从政策推动和市场建设两个层面研究甘肃及各省绿色金融发展特征,并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研究绿色金融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机制和效应。研究发现,从全国来看,绿色金融发展有效降低了工业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而且节能效应更为显著;从绿色金融政策推动和市场建设来看,二者的节能效应相似,但降碳效应中,金融市场的作用更为显著。通过对甘肃省与其他各省的比较研究发现,甘肃省绿色金融政策支持力度较高,但政策的节能降碳效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绿色金融市场效应与全国平均水平相似,但金融市场规模相对较低。为有效提升甘肃省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及转型促进效应,需进一步强化绿色金融服务供给的覆盖面和精准度,注重绿色金融政策对工业节能增效的激励约束,持续推动金融产品创新,扩大绿色金融市场的有效供给。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调整

健全农业迁移人口市民化机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新时期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关键。本文在Blouri&Ehrlich(2020)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户籍、人口流动、区域间贸易和集聚外部性的量化空间一般均衡模型，探究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最优转移支付和分成比例设计。研究发现：(1)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使各省人均收入平均提高0.9775%,社会整体福利提高了12.6007%,当转移支付达到最优空间分布时，福利水平将在此基础上再提升4.7013%。(2)户籍制度完全放开能够显著促进区域人口流动，并通过“集聚效应”促进生产率增长和社会福利改进。户籍放开后，保持现行最高福利水平的条件下，中央财政转移支出可缩减9.9473%。(3)新型城镇化的实现是以中央转移支付为前提的，而中央转移支付制度的有效运转则取决于中央财政分权比例的提高。因此，在户籍放开的同时，需要提高中央财政分权中的分成比例，才能实现社会最优的财政支出结构和最优社会福利。     

中国耕地整治投资实施模式与路径分析

研究目的:分析新形势下中国耕地整治投资实施模式与实现路径,服务于耕地整治投资与实施及合理安排土地整治工程,以促进土地整治效率,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研究方法:理论分析法与案例分析法。研究结果:(1)中国耕地整治投资实施模式划分为政府主导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型和和农户主导型三种类型;(2)不同耕地整治投资实施模式有各自的适应环境和优劣势,需采用不同的建设模式和实施路径。研究结论:将社会力量引入到耕地整治投资实施中是对耕地投资模式的重要探索,有利于创新土地整治投资模式,提高资金效率,但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完善,逐步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耕地整治投资实施模式。     

龙头企业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及发挥政府的引导功能研究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不断物化,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不断完善,私人企业在农业科技创新中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我国的经验也表明,市场化导向的农业科研体制改革,推动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涉足农业科技创新领域,建立农业科技研发中心、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开始成为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活动中的一支生力军.本文以2006年农业部科教司和农业产业化办公室联合对全国29个省(市区)的187家龙头企业技术创新现状的抽样调查为例,描述了龙头企业参与农业科技创新的现状,探讨了现阶段龙头企业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基本作用,初步分析了龙头企业的科技创新投入的特点、优势与局限性.在此基础上,对政府如何营造良好科技投入环境,发挥政府科技投入的引导作用,促进形成私营部门与公共科研部门之间的合理分工,实现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有效合作、优势互补,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