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内部控制评价的发展现状及对我国的启示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付诸实践,是管理层、投资者、监管者博弈后达成的均衡.对于管理层而言,通过内部控制评价,可以帮助企业发现内部控制的设计缺陷与运行缺陷,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为内控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保证;对于投资者而言,内控设计和运行状况是衡量放投资企业运营规范化和抗风险能力,判断投资风险大小和回报程度的重要依据;而对于监管者而言,通过自我评价在企业可接受的范围内增加一定数量的企业成本,对提高企业内部控制建设中的丰动性和约束性、树立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加大监管力度和投资者保证力度均起着重要作用.     

淮河流域行蓄洪区运用的风险因素识别

淮河流域行蓄洪区作为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减轻淮河沿岸大堤的洪水压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行蓄洪区的运用会造成行蓄洪区内的经济损失、人员伤亡及环境污染等多种风险。行蓄洪区运用的风险是致灾因子的危险性、孕灾环境和承灾体易损性及御灾环境的脆弱性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从4个方面分析淮河流域行蓄洪区运用的风险因素,提出淮河蓄洪区运用的风险防范对策。     

“同命相连”：供应链网络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

供应链数字化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由于供应链网络中包含了上下游多家企业,供应链数字化依赖于供应链网络中各个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然而鲜有学者关注到供应链网络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本文以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供应链网络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及其产生机理。研究发现,供应链网络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纵向同群效应,且相对于同竞争对手网络的横向同群效应,纵向同群效应更为显著。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供应链网络中企业间的信息传递效应和动态竞争效应有助于数字化转型纵向同群效应的形成。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当企业为非国有企业、成长期企业、吸收能力强的企业,或者当同群企业类型为供应商、同群企业重要性更高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纵向同群效应更为显著。经济后果检验发现,供应链网络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纵向同群效应显著提升了供应链的稳定性。本文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联动以及地方政府稳链固链提供启示。     

袁店一井煤矿深部复杂构造区失修岩巷综合控制技术研究

为了解决煤矿深部复杂构造区岩巷冒顶、底鼓等支护失效问题，以袁店一井煤矿深部复杂构造区失修岩巷为工程背景，提出高强锚注综合控制系统来保持围岩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利用FLAC3D软件建立典型岩巷高强锚注综合控制技术方案的数值计算模型，分析强力锚固约束支护技术方案以及锚注一体化补强支护技术方案对围岩稳定性的影响。提出具体“高强锚注”主动支护技术方案，并且在103大巷进行现场试验。后续监测表明支护效果良好，切实解决深部大规模复杂构造区岩巷长期稳定性控制难题。研究成果对于指导深部复杂构造区岩巷围岩控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工程意义。     

长江南京段污染源对饮用水源地的影响及对策

调查长江南京段入江排污口分布及污染物排放量,评价饮用水源地水环境质量,利用二维稳态模型分析各排污口对饮用水源地、沿江各水厂取水水质及其保护区水质的影响。结果表明:6个饮用水水源地水功能区水质类别以Ⅲ~Ⅳ类为主;现状排污口排污造成4个饮用水源地上游、下游交界断面COD和氨氮指标超标,且以氨氮超标为主;长江南京段10个水厂取水口水质受排污口排污影响。提出优化整合排污口、完善入河排污口审批制度、建立入河排污口登记制度、贯彻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等措施,确保长江南京段饮用水源地水安全。     

银行竞争与企业金融化——基于融资约束及银行监督的双重视角

如何预防我国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文章以2007—2020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我国银行业结构竞争视角，着重探究并检验银行竞争加剧对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文章发现，整体上银行业竞争的加剧显著抑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且该效应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强化银行作为“大债权人”的外部监督机制的双重路径实现的。进一步地，文章从微观产权性质、中观外部制度环境以及宏观货币政策三方面进行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制度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中，银行竞争的抑制效应更显著，而货币政策未能与银行竞争达成协同效应抑制金融化。文章的研究对于深化银行业改革以构建健康、有序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共同大股东与投资组合高管薪酬激励——兼论公司薪酬契约的“横向持股共谋理论”

股东目标是高管薪酬契约的基础。随着以投资组合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共同大股东日益增多，现有以单个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薪酬契约理论已难以全面解释资本市场中高管薪酬倒挂现象。本文提出高管薪酬契约的“横向持股共谋理论”,即与以往基于单个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不同，共同大股东会基于其投资组合整体价值最大化目标与公司高管签订薪酬契约，以此产生两者的“共谋效应”。本文利用共同大股东投资组合上市公司数据对该理论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共同大股东的存在不会提升高管薪酬对其所在的单个企业业绩的敏感性，但提升了对共同大股东持股联结形成的投资组合整体业绩的敏感性，初步证实了“横向持股共谋理论”适用于中国资本市场，并发现负外部性机制和大股东权力制衡机制是共同大股东“共谋效应”的影响机理，委派董事是共同大股东“共谋效应”的作用路径。进一步检验表明，共同大股东与高管之间的“共谋效应”在市场势力较强的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的地区较为明显，且共同大股东显著提升了持股企业高管薪酬。本文不仅拓展了薪酬契约理论和共同大股东研究，也为投资者保护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供应链共同股权网络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步，但是数字化转型的长期性、曲折性与不确定性使企业难以走出转型难的困境，大股东同时持股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形成的纵向合作与共同股权双重关联能否助力供应链企业通过协作与共享破除这一困境，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以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为切入点，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就供应链共同股权网络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及产生机理展开研究。研究发现，供应链共同股权网络下存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且该结论在考虑遗漏变量、双向因果等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被共同股东持股的供应链同群企业能够更好地应对垂直摩擦、获得更多供应链资源、破除信息传递壁垒，进而构建更为紧密的同群协作关系，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创造条件。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竞争压力较大时，同群效应更为明显。最后，本文研究发现供应链共同股权网络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有助于降低焦点企业的经营风险、提升企业价值以及增强整个供应链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