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洁·含蓄--浅淡招贴设计的艺术表现

招贴艺术是广告设计的一个门类.在招贴设计艺术中导入简洁、含蓄的表现手法,对增强招贴设计艺术的表现力至关重要.     

中国与印度外贸比较研究

中国与印度两国国情有很多共同之处，目前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两个国家，两国经济发展模式为世界瞩目。两国的外贸规模和发展速度都呈上升趋势，但两国外贸发展的条件不同，外贸水平以中国为佳，而印度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值得借鉴。另一方面，中印之间的贸易问题不少，既有结构性问题，也存在保护主义和渠道沟通问题，因此，应加强双边外贸的发展潜力，并拓展双边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     

信贷配给、内生金融约束与中小企业融资

中小企业的迅速崛起,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但是中小企业在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却面临着融资难的困境,本文试图用“二元经济”模式下的“二重信贷配给”来解释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并提出中小企业解决融资困境的路径,即利率市场化、信贷联网体系和信贷担保体系。     

西部地区大开发前后财政支出比较研究

西部大开发实施五年多来,西部地区财政支出规模、结构都发生了变化.通过比较分析西部大开发财政支出规模、结构的变化及其对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后发现,从财政支出规模看,中央不断加大对西部的财力扶持,显著提高了西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从支出结构看,基本建设、科技投入、文教事业费和行政管理费在绝对量上都有所增长,但其比重却呈现下降趋势;财政支出规模结构的变化,一方面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加深了社会不公.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探析了今后西部财政支出的变化趋势.     

"三农"问题新论——在城市化进程中解决三农问题

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农村的货币化和城市化,"三农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结构中最重大的问题.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经济也存在着沦为"富人经济"的巨大风险.在这个问题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发展乡镇企业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通过城市化、通过高速发展的经济来迅速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农民市民化、农业工业化才能解决"三农"问题,才能使我国经济健康运行.     

后疫情时期服务业发展的思考与对策——基于服务生态系统的视角

服务生态系统是服务企业进行资源整合、服务交换和价值共创的重要场所,也是数字经济背景下服务产业实现升级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服务生态系统理论,通过文献梳理阐明了服务业服务生态系统中价值创造、参与者关系和共享制度等基本问题,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对服务业造成的巨大影响即减少了参与者互动和价值共创、缩小了生态系统规模、加剧了生态系统动荡、催生出大量创新。最后为后疫情时期的服务业发展提出加强服务企业扶持力度、通过科技手段搭建互动桥梁、坚定服务业的发展方向、利用变革期大力发展服务创新等对策建议。     

跨境电子商务物流模式创新与发展趋势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对物流模式的发展也有了新的要求。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跨境电子商务物流模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种物流模式打破了传统方式的弊端,给电子商务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为进一步加强跨境电子商务物流模式的发展,需要分析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创新与发展趋势,进而促进跨境电子商务物流模式的发展。     

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影响研究

文章使用2003~2018年西部各省份的相关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并分别对其乡村振兴和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展开定量测算。在此基础上,针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与普惠金融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的线性和非线性相关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确实可以促进乡村振兴,该促进作用对于乡村振兴不同维度均显著,其中对生活富裕的作用效果最为明显,对治理有效和产业兴旺的作用效果依次减弱,对生态宜居的作用效果最弱。同时,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具有非线性特征,即该作用效果随着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强。此外,地区经济发展、旅游业发展和少儿抚养均对乡村振兴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基于此,文章提出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和纾解金融供需矛盾等相关建议。     

The effect of fertility on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The Spanish evidence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estimate the effect of fertility on the decision of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married females in Spain, allowing for the existence of unobserved characteristics that affect both fertility and participation. We use a pooling of five waves of the European Household Panel for Spain (1994–1998). Results indicate that not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unobserved characteristics that affect both variables imposes on average a strong downward bias on the true effect of fertility on participation. This bias is especially strong for highly educated females. We are grateful to Raquel Carrasco and an anonymous referee for helpful comments. Financial support from Gobierno Vasco (PI-1999-160)),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BE2000-1394), Instituto de la Mujer and Universidad del País Vasco (UPV 00035.321-13511/2001) is gratefully acknowledg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