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制度逻辑

尽管非正规金融的正规化有助于降低私人借贷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和违约风险,有益于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强化权力中心的调控能力与监管水平,从而降低金融系统的风险,但中国非正规金融的正规化仍面临着法律制度障碍、主流意识形态约束、既得利益集团阻扰等诸多约束。不过,内在利益驱动、学术界和外部压力等因素在推动着非正规金融的正规化。最后,从转型途径、差异化政策、财税政策、外部环境等方面提出了促进我国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政策建议。     

高投资率、制度环境质量与创新驱动发展

立足已有研究考察高固定资产投资率对中国地区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影响效应,并基于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借助门槛模型实证检验高固定资产投资率影响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投资率居高不下对经济创新驱动发展产生了抑制效应,且地区制度环境质量越好,这种抑制作用越严重.因而在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现实背景下,应及时调整投资结构,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在总投资中的占比,引导地方政府利用财政资源激励企业的创新活动,弱化地方政府直接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激励,以免对民间创新投资支出产生挤出效应.     

市场化营商环境、投资潮涌与民营企业过度投资

摘要：近年来,由投资潮涌诱发的民营企业过度投资问题造成了资源错配和产能过剩,但尚未有研究从市场化营商环境优化改革视角分析民营企业过度投资的生成机制。实证研究发现：市场化营商环境优化会诱发民营企业投资“潮涌”现象,进而产生过度投资后果;与规模较小、较年轻的民营企业相比,市场化营商环境的优化更易诱发大企业、老企业进行过度投资;与中西部、垄断性行业相比,市场化营商环境优化更易诱发东部地区、竞争性行业中的民营企业进行过度投资;市场化营商环境优化会助推商事制度改革、引发市场过度竞争、释放企业家精神、加剧CEO过度自信和诱发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进而导致民营企业投资“潮涌”现象和过度投资问题。上述结论对助力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推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落实“去产能”政策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融市场化进程区域差异的新政治经济学解释

金融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在于消除行政权力对商业银行的不当干预和过度管制,这不仅有助于提高金融业的运作效率,还有助于化解多年来累积的金融风险。本文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数据并运用动态面板模型系统考察了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的制度性阻碍因素。实证研究表明,政府规模过大、国有经济占比偏高、官员腐败等制度性因素导致了中国金融市场化进程的地区差异性。     

国地税合并与企业债务融资——基于税收征管独立性视角

文章将2018年国地税合并改革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从税收征管独立性视角考察了其对企业债务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地税合并会导致企业总体债务规模显著上升。区分债务类型来看,国地税合并未促使企业增加具有利息税盾效应的银行贷款,而是促使企业增加了不具有利息税盾效应的商业信用,这一结果否定了债务税盾效应假说,而支持了流动性约束效应假说。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以及成本转嫁能力较弱的企业中,国地税合并对企业债务规模的促进作用更为凸显,再次验证了流动性约束效应假说。此外,文章还发现在国地税合并之后,企业的经营绩效和股利分配显著下降以及财务风险显著上升。文章结论表明,在国地税合并改革过程中,政府部门需要注意税收征管加强给企业带来的流动性约束,这对于现阶段的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意义。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再思考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进一步优化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不仅影响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发挥,还关系到新发展格局的加快形成。研究表明：历经四十多年的不断实践和探索,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历经多个发展阶段,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发挥提供了一个基本成型的框架,但受制于尚未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当前的市场体系仍有待完善；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在于重新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当前政府与市场的结合方式更好地适应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具体要求,使政府职能作出适应性调整,特别是将政府职能转向统一制度规则建设上来；由政府职能越位、错位和缺位所表征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扭曲对全国市场的“统一性”具有复杂影响,会制约市场规模的扩张,并且基于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也会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为适应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任务要求,应从在充分向市场放权的同时限定政府作用的范围、发挥好政府对市场的互补性作用、探索条块结构的最佳结合模式、增强政府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职能等方面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