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借国债与货币供给关系的理论分析

1994年财税改革以后,财政上所发生的赤字,已经全部以举借国债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的关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举借国债与货币供给的关系。如此之大的体制变革,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举借国债对货币供给具有怎样的影响?回答上述命题,应当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由理论到实践的研究过程。     

中国的税负到底重不重?

高培勇教授在《中国的税负到底重不重?》一文中认为,纳税人拿名义税负作为判定税负水平的参照系和政府部门以实际税负作为论证税负水平的参照系都是正常的,像中国这样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之间差距甚远,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现行税制在其出台之时预留了很大的拓展空间。另外税务部门加强征管、实际征收率稳步提升从而使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之间的差距已经在一步步拉近,企业和居民实际感受到的税负水平也在一步步加重中。这使全面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已经变得极其紧迫!     

生态保护要靠制度建设 将生态环境成本效益分析纳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制度建设体系

<正>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新发展理念是统领发展的“指挥棒”和“红绿灯”。其中,绿色发展注重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致力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运城坚持保护优先、绿色发展,启动了盐湖生态环境修复工程,不断加大“退盐还湖”“还湖于民”生态修复力度,让千年盐湖在绿色转型发展中迎来了新机遇。但我们也要注意到,我国在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仍任重道远。由此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而关键的问题就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该如何进一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现实中有没有可行且有效的具体路径和方法供我们依循？     

对财政监督的几点认识

一、财政监督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意义重大这一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全球性的产能过剩。身处全球性产能过剩这样一个大的宏观背景,货币政策的使用至少遇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方面,产能相对过剩,使得企业的投资机会变得稀少;另一方面,就业预期下降,使得消费者不得不增加储蓄。其结果是,货币政策的适度宽松也好,极大宽松也罢,它对于     

论健全现代预算制度的基础工程

将所有政府收支纳入预算，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从来都是对政府预算管理的最基本、最核心、最具普遍意义的要求。健全现代预算制度要从其基础工程——全面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做起。它有两个互为关联的“施工标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立法层面对同级政府所有收支的“全口径”控制和财税部门在行政层面对同级政府所有收支的“全口径”管理。在当前的中国，健全现代预算制度的要害处和关键点，就是以“全口径预算管理”为基本目标，以将所有政府收支关进“统一”的制度笼子为重心，全面规范政府的收支行为及其机制。这是将政府收支运作纳入“公共轨道”，进而让政府收支运作回归“公共规范”的最基本、最现实的路径选择。     

将分税制进行到底——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格局的现状与走向分析

对于分税制，要从分事、分税、分管三层含义上完整、准确、全面地认识和把握。在“分税制”和“分钱制”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系统性差异。“分税制”所具有的一系列大不相同于“分钱制”的显著特征，应当也必须在同“分钱制”的比较分析中准确把握。我们在财政管理体制上所遭遇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并非出在分税制本身，而是出在对于分税制的贯彻不到位上。由“名不符实”的分税制回归“名实相符”的分税制，由走了样的分税制回归本来意义的分税制，继续沿着分税制的道路走下去并使之趋于完善，而不是偏离这一方向甚至另辟新径，系重塑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格局的关键点和要害处。依照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全面落实新《预算法》和新《预算法实施条例》,就要将分税制进行到底。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其他别的什么选择。     

现代财税体制：概念界说与基本特征

现代财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国家治理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形态，其本质是中国式现代化财税体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和支撑性意义的组成部分，它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其基本标志，就是匹配现代国家治理要求，让财政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让财税体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和支撑性要素。其基本特征，就是“公共性+非营利性+规范性+基础性+支撑性”。只有契合这一基本标志且同时具备这五个基本特征的财税体制形态，才能称得上现代财税体制。说到底，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是朝向实现财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而去的。     

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理论分析--基于“政府履职必要成本”北大核心

区分财政支出和政府支出并以全部政府支出作为测度宏观税负水平的最终标准,是认识并分析中国资源配置格局的关键。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本源出发,政府支出实质是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履行职能的必要成本,宏观税负实质是纳税人为政府支出“埋单”而承受的负担。政府支出规模的大与小和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与低,并无绝对的数量界限。对于它们的评判或控制,只能同履行政府职能所须花费的必要成本联系起来,以“政府履职必要成本”为评判标尺或控制量限,作既有政府支出规模与履行政府职能必要成本的比较分析。抓住了“政府履职必要成本”这个关键变量,便牵住了控制政府支出规模和宏观税负水平的“牛鼻子”。只有脱出年度预算平衡的意义局限而跃升至财税体制建设层面,在深入政府活动、政府职能本源并澄清政府收支实质意义的基础上,方可能找准控制政府支出规模和宏观税负水平的根本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