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耐用品、土地市场分割与货币失踪之谜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M2供给增幅远高于CPI上涨幅度,这一现象被学界称为“货币失踪之谜”。本文构建了一个两部门新凯恩斯货币模型来研究这一问题。当外部需求下降后,央行降低利率以提振经济,房地产部门和非房地产部门同时扩张。由于住房属于耐用消费品,具有一定的金融属性,其需求对利率变化更敏感。利率下降后,住房需求相对普通消费品需求上升更多。因为存在土地市场分割,商住用地供给弹性较小,住房需求上升导致商住用地价格上升较多,地价上涨提升了房地产企业的抵押融资能力,房地产部门进一步扩张。普通消费品需求对利率反应小,需求较弱导致工业用地价格上升幅度较小,非房地产部门抵押融资能力小幅提升。因此,非房地产部门产出和CPI只温和扩张。Ramsey最优货币政策模拟表明,只有实现了房地产部门与非房地产部门均衡发展,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工资增长影响的分析

随着我国养老保险事业改革的不断推进,统筹层次不断提高和覆盖范围的逐渐扩大,养老保险制度会对宏观经济的均衡工资率水平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是亟待研究的重大问题.本文选择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在1997年和2005年的改革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我国养老保险改革对工资总额增长率的影响,并结合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客观全面地评估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工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结论为:1997年的改革提高了缴费率水平.降低了国有企业的工资总额增长率;而2005年的改革加大了养老金计发工资基数的激励系数,提高了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的增长率.     

财政支出、税收与经济增长

This paper assesses the effect of fiscal policy on economic growth in an AK model with endogenous labor supply. It is found that the structure of taxation and government expenditure could affect the long-run growth rate through their effect on households’ labor-leisure choice, saving-consuming choice and the proportion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to GDP. Barro’s (1990) plausible result that the growth rate and the income tax rate have an inverted-U relationship does not always hold.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from 1997 to 2007, we investigate the link between components of government productive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t is found that the productive expenditure does not alway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growth rate, and its effect exhibits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reason is that there is an excess amount of the government productive expenditure in China or the efficiency of the government productive expenditure may be too low.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国外经济援助

本文通过把国外经济援助分成直接对私人的经济援助和直接对政府的经济援助来讨论这两类经济援助对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影响。我们发现对私人的经济援助的增加可以使得私人消费水平和政府公共消费水平增加 ,但是它也导致政府收入税税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提高 ;另一方面 ,对政府的经济援助增加可以使得均衡时的私人资本存量、私人消费水平和政府公共消费水平增加 ,同时可以使得均衡时的收入税税率和通货膨胀率下降。     

政府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一个资本积累与创新相互作用模型的分析

政府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是经济增长理论和宏观公共财政理论研究的重点,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本文在一个资本积累与创新相互作用的框架下内生化劳动力供给,假设政府通过征收平滑的收入税为公共支出融资,并且将政府公共支出区分为资本性支出和研发性支出,从而考察了税收和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当政府通过征收收入税为生产性公共支出融资时,收入税税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一个倒U形的关系,从而回到了Barro(1990)的结论,尽管本文强调的政府财政政策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Barro(1990)差别较大;在基准经济(benchmark economy)的参数环境下,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关系,从而经济中存在一个最优的财政支出结构。     

货币错配、汇率升值和经济波动

本文在考虑当前东亚各国普遍存在的资产型货币错配情况下,将Ber-nanke等(1999)模型推广到小国开放经济中,分析了由外生冲击导致的汇率升值影响经济的传导路径,以及这种影响程度所取决的因素。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存在资产型货币错配时,汇率升值降低企业净值,并通过金融加速器机制提高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和产出。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升值导致的产出下降幅度与该国的货币错配程度和金融加速器效应直接相关。当该国货币错配程度较高,金融加速器效应显著时,外部冲击导致的升值可能使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     

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渠道

基于1960～2010年11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集,运用系统广义矩动态面板方法和稳健性分析,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债务经济增长效应的差异,并尝试分析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研究结果显示,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有非线性影响;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投资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均无显著影响;发展中国家对政府债务的直接承受力更弱,但在一个宽松的临界点内,政府债务的增加可以提高投资率。     

政府政策评价的改变：从增长极大到社会福利极大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人了最好的发展时期，然而，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日趋突出，如：收入分配（包括财富分配）差距的持续拉大；“三农”问题的日益尖锐；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和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教育、医疗、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障领域方面的不平等。要解决这些问题，政府的相关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短期一般均衡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

自从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创立宏观经济理论以来,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致力于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这两个分离的理论体系统一起来。法国经济学家让-米歇尔·格朗蒙(Jean-Michel Grandmont,1939-)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