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员工研究评述

本文从知识员工的内涵、特征、激励和层次研究方面对以往学者的研究进行回顾，并在文章最后就目前关于心理契约破裂和违背的研究现状，提出了一些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信息率与开放式基金绩效评价

本文首先从信息率(IR)的定义出发,推导出用于开放式基金绩效评价的信息率公式,然后选取广发聚富、华安创新、金鹰优选、银河稳健、盛利精选5支基金作了实证性研究,发现Jen-son指数和IR在对基金绩效衡量时存在不同结论,但在综合考虑相对收益和相对风险的基础上,IR显得更全面、更科学。     

时变弹性生产函数与全要素生产率

由于缺乏资本价格等国民核算资料,收入份额法在我国的使用受到一定限制。传统Cobb-Douglas生产函数估计的资本和劳动力产出弹性,反映的只是整个研究时期的一个平均水平,适用于估计整个研究时期的平均贡献率,但用于估计逐期贡献率很可能是有偏的甚至是有误的。本文给出了一个改进生产率增长测算的新思路,系统地提出利用非参数模型、变系数模型、可变参数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替代收入份额法,估计不同时期资本和劳动力的时变产出弹性。实证结果表明时变弹性生产函数具有更好的统计性质。     

基于截面数据的浙江省地区收入差距的计量经济分析

浙江省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地区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已经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本文通过对影响地区收入分配差距各因素的实证分析,建立相关的计量经济模型,确定地区收入分配差距与地理位置、工业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因素的定量化关系,为制定缩小地区收入差距政策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的实证检验

基于1998年到2008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高管薪酬、高管持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薪酬对企业价值有非线性的"U"型影响,在高管薪酬超过一定的额度后,高管薪酬激励明显呈现出边际递增的激励效果.高管持股比例对企业价值只有线性正向影响,并未发现高管持股对企业价值的非线性影响关系.本文认为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发挥了一定的激励效果,上市公司应该合理的对高管进行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     

基于GIS的空间数据库系统设计与实现

本文介绍了GIS(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数据库的概念,以及分析了基于GIS的空间数据库在煤矿监测系统上应用的意义,完成了对空间数据库的建立,并对系统结构及其功能进行了研究与实现。     

基于期货连续价格的GS模型分析

根据离最后交易日的时间距离的远近,各组成上海期货交易所金属铜和金属铝的12组期货连续价格,通过运用GS模型研究了沪铜期货市场和沪铝期货市场与其对应的现货市场的价格发现状况,形象地从量化的角度描述了离最后交易日不同时间距离的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在价格发现过程中的相对作用的大小。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这种相互作用的大小随着离最后交易日的时间距离的不同而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普惠金融能否“赋能”以阻断返贫？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农户普惠金融指数和生计资本指数，运用期望贫困的脆弱性（VEP）测量方法测度农户贫困脆弱性状况，检验普惠金融“赋能”以阻断返贫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普惠金融有利于降低农户尤其是非相对贫困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普惠金融可通过增加生计资本即“赋能”的途径以降低贫困脆弱性，且该中介效应对于相对贫困农户更为显著，人力资本在其中发挥了较强的中介效应，普惠金融向生计资本的转化依赖于良好的家庭内外部环境。因此，在运用普惠金融治理相对贫困问题时，政府应注重创造良好条件来提升农户运用金融资本以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从而从根本上阻断返贫。     

财政政策产出非对称性效应研究——基于金融周期视角

尽管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在不同金融周期条件下可能存在非对称性，但国内仍缺乏相关实证研究。基于此本文运用平滑转移向量自回归(STVAR)模型实证分析了1996Q1—2019Q4我国财政总量支出与财政分类支出在金融周期不同阶段的产出效应，并就我国财政政策的金融周期特征进行了识别。结果发现：与金融繁荣阶段相比，财政总量支出与财政分量支出的产出效应在金融衰退阶段更强；在金融繁荣阶段，财政分量支出的产出效应为负；财政投资支出的产出效应要大于财政消费支出；我国财政政策不论是在全国层面还是省级层面均表现出明显的顺金融周期特征。有鉴于此，逆金融周期的财政调节与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有助于财政当局提高财政资金的配置效率与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与驱动要素分析

本文基于数字经济理论，诠释数字经济的内涵与特征，并在深入分析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及特色的基础上，从发展与应用水平、效益与规模、技术创新能力3个维度构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项目体系，计算2016—2020年我国30座重点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从而呈现出30座重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差异，以及我国当前数字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继而，利用SAR模型进行驱动要素分析，得出经济增长水平、外商投资占比、政府投资占比、人力资本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等要素对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虽处于快速攀升阶段，但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仍然存在较大的数字技术鸿沟。若要社会经济全面数字化进程持续发展，并让发展水平更为均衡，还需继续推进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开放力度，吸收先进经验与理念，并因地制宜地实行地区差异化政策，完善数字经济治理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