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险法》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及对策

新《保险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已于2009年10月1日正式施行。此次《保险法》修订较为全面、系统,有许多条款对商业银行有直接或间接影响。本文试就新《保险法》中与商业银行有关的内容进行诠释,并就商业银行应对之策提出几点建议,以期对商业银行正确适用新保险法能有所裨益。     

论新闻自由的限制——以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平衡为视角

新闻自由作为一项基本权利与司法独立之间冲突的本质是公民权利与公权力之间的冲突。美国、德国和日本在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具体界限上有着较丰富的实践,其包括对新闻自由的行为限制和结果限制两方面。其中,行为限制又分为信息限制、报道限制和评论限制;结果限制不仅是对新闻自由限制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行为限制中有权机关自由裁量的重要基准。     

司法解决行政争议中实质性标准的廓清

在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的理念下，能动司法不意味着司法万能。司法实践对实质性的判断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上： 通过合理性审查消灭不确定法律状态，基于保障权益和节约资源而变通诉讼程序，进入审判外协商调解与府院合作的解纷渠道。一方面，法院将确权判决、原告撤诉、诉讼程序不重启、协商调解等可视化结果视为实质化解行政争议；另一方面，实质化解行政争议在多数裁判文书中仅作为宣誓性表达。这造成实质性的形式化，泛化实质性标准，产生司法能动与谦抑、程序与实体、尊重当事人意志与司法介入之间的价值冲突。我国司法正义观介于纯粹过程正义和结果正义之间，追求解纷效率的同时，需避免司法负担过重或肆意逸脱至审判外渠道。鉴于此，司法解决行政争议中实质性标准应受限于司法实体裁判能力，理性识别权利保护的必要性，且不可将协商调解与府院合作等同于实质性的达成。     

论法官的依法裁判——兼论法教义学方法对法官裁判的意义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裁判工作屡屡遭遇社会舆论、民意导向和政策要求的严重干扰,影响了司法公正。法教义学强调法律文本的权威,强调对现有法律的执行,是法官裁判过程中摆脱困境的一条根本出路。法教义学方法并不否定法官自由裁量权,而是对其进行合理的控制与规范。为达到以法教义学方法进行依法裁判的目的,必须在法官思维的养成、促使法官严格依法解释上下功夫,同时为法官创造良好的适用法教义学方法裁判的外部环境。     

关于中央银行财产在外国法院豁免问题的探讨

国际上对外国中央银行财产的豁免主要有三种做法,一是整体豁免,将外国央行财产规定为非商业财产,一律享有执行豁免;二是规定外国央行财产为其自身利益持有的财产不得被扣押和执行;三是将外国中央银行财产视同普通财产,不享有执行豁免的特殊待遇。我国法院一贯给予外国中央银行财产司法强制措施豁免,但我国的立法规定了此项做法的唯一的例外,即银行所属国政府明示放弃豁免或者指定该财产用于财产保全和执行。     

论保险业非诉调解及其效力

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崇尚并运用非诉调解方式化解保险合同纠纷,尤为必要和迫切。非诉调解蕴含多元的法理价值,包括自由、秩序、公正和效率等。保险业运用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和行政调解等非诉调解机制,深入实践并积极探索,妥善化解矛盾纠纷。应当建立完善保险业非诉调解协议效力司法确认机制,构建保险业多元化大调解格局,加大政策支持和宣传力度,充分发挥非诉调解的法律效力和综合效应。     

PPP协议应用现状及纠纷救济机制探索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应运而生,并发展得如火如荼。2019年底,最高法发布审理行政协议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了符合四要素的PPP协议为行政协议,学界和实务部门对此争议不断。基于此,本文从《行政协议案件规定》出台前后对PPP协议的法律性质进行分析,通过检索案例并结合司法实务中的困境,针对PPP协议纠纷救济机制提出相应的合理化建议,以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PPP项目在我国的长远发展。     

从英美法官对案件的管理看民事程序的变化

20世纪后半叶,传统的英美对抗制民事诉讼程序经历了一次重大的、革命性的变革。导致这种变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社会的呼声,也有司法体系内部的反省。变革的核心内容是法官的角色转变和司法对程序控制的加大。这种变革,不仅使英美法官的传统职能发生了变化,而且使一直与大陆民事程序完全不同的英美程序机制具有了一种全新的内容。因而这种变革不可避免地在法律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行业协会行政主体资格研究

行业协会只有经过法定授权才可以行使行政职权。界定行业协会是经济法主体还是行政法主体，在某个具体法律语境中其实毋需争议。应普遍赋予行业协会行政主体资格，同时，可对行业协会普遍适用司法审查。     

The effect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 on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US st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quality,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well documented within the literature. However, much less work has been done regarding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how this affects, specifically,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Therefo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fill that gap by exploiting the differences in judicial independence that exist between the US states and empirically evaluating how this affects entrepreneurship. Overall,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method of selecting and retaining justices of both courts of last resort and intermediate appellate courts has a significant and direct effect o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though the latter result is somewhat less robust. The presence of judicial nominating and retention commissions also has a significant and direct effect. Further, although somewhat weaker, the method of selecting the chief justice of a state court of last resort would also appear to have an impact on entrepreneurship. These results are robust to a number of specific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