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

基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的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对中国31个省市的国有、私营、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经济发展情况予以统计排序,并进行了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各省市内部国有工业企业、私营工业企业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经济的发展存在不协调性,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在各省市的优先发展情况可以划分为六种类型;各省市之间工业企业经济的发展存在不均衡性,国有工业企业、私营工业企业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的经济发展水平符合中国区域经济东强西弱的总体特征;东、中、西部国有、私营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经济发展呈现出各自的特征：东部的国有工业企业发展相对滞后：中部的外商投资_X=lk企业发展相对缓慢;西部的内蒙古、陕西、四川的工业企业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     

工作特征对性别工资差距的作用

补偿性工资是解释性别工资差距的理论之一。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同时考察了人力资本和工作特征的工资效应,并采用Jann(2008)提出的无歧视工资机制的估计方法,对性别工资差距进行了分解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两性的工作特征存在显著的差异,但部分工作特征对工资的作用方向并不符合补偿性工资理论的预期。管理职务上的差异对性别工资差距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但加入大量的工作特征变量后,性别工资差距中总的可解释部分没有明显提高。由此推论,性别歧视可能是形成工资差距的重要因素。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公共政策和反歧视措施。     

市场分割条件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竞争模型与规制策略

通过构建市场分割条件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竞争模型,本文对全国性国有企业在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解释。全国性国有企业在参与区域竞争的过程中,具备一种区域整合的功能:它面向全体市场的决策与分别面向各区域市场的决策等价,全社会总剩余最大化目标也可以分解为各区域社会剩余最大化的子目标之和,在其效率较高的情况下,将迫使地方企业改进成本或者退出市场,而只有当地方企业有足够高的效率的时候,全国性国有企业才会选择退出策略。国有企业事实上可以作为一种内部规制工具对市场分割的负面效应进行一定程度的制衡,在明确规制规则的条件下,我们可以通过动态调整企业目标函数以实现整体市场福利的最大化。     

江苏省区域物流业发展水平的比较分析

近年来,江苏省现代物流业整体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区域物流发展水平不平衡现象较为明显。本文采用多元统计分析的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对江苏省13个地级市物流业发展水平进行了比较分析,从中找出各地区自身的优劣势以及地区间的差距,最后就提升江苏省区域物流业发展水平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城乡收入差距、民工失业与中国犯罪率的上升

本文利用1988—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后发现:首先,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省内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增加各省的犯罪率。其次,中国犯罪率的上升和"第五次犯罪高峰"的产生与城市登记失业率有关:一方面,它意味着民工失业率也可能在上升,城市居民和民工失业的增加都会直接推动犯罪率上升,而由于失业的民工缺乏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险,他们会更加脆弱并更容易走向犯罪,因此会更容易推动犯罪率的上升;另一方面,城市失业率的上升还会推动地方政府采取更加歧视民工的就业政策来保护城市居民的就业,因而在犯罪率上升和犯罪高峰持续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的解释对于理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制定降低犯罪率的公共政策提供了重要启示。     

农村工业化还能走多远?

基于1987年到2008年28个省的面板数据,本文发现:无论是以就业人数还是以总产值来度量,乡镇企业规模的扩大都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通过雇佣农村富余劳动力以及生产的工业品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乡镇企业的发展抵补了一部分由于劳动力流动限制而造成的社会福利的损失。然而,本文更为重要的发现是:与其利润率的变化趋势一致,乡镇企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年度作用递减;并且,在1998年之后,其作用的估计值在零附近一个很小的区域内摆动。这说明城乡间的产品流动对于生产要素流动不充分的补偿作用可能已经发挥到了极致——在我国高度竞争的工业品市场上,位于农村的工业企业是没有优势的,因为它们缺乏城市工业的规模经济与集聚效应。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只有改革现有户籍制度、加强劳动力在城乡间的流动、培育完善的要素市场,而非继续鼓励农村工业化,才能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最终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人们关注的是分配动机还是分配结果?——最后通牒实验视角下两种公平观的考察

本文通过设计一组最后通牒实验考察了分配动机的公平和分配结果的公平对人的行为决策的影响,并分别从浙江和北京两地获取了相关实验数据。采用角色随机分配的简化最后通牒实验,通过提议者不同可选分配方案向响应者发送的信号,考察对提议者的"动机是否公平"从而响应者是否有相应的不同拒绝率。实验结果表明,响应者对提议者"分配动机的公平"有显著不同的反应,说明基于动机的互惠偏好确实在人们的行为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本文通过一组修正型的最后通牒实验从分配结果公平的角度考察了其影响机制,发现分别在保证博弈实验中38%的被试拒绝行为,以及免惩罚博弈中89%的被试拒绝行为,不能被差异厌恶偏好理论进行解释。本文实验的结果在于说明分配动机的公平比分配结果的公平更会影响人们的决策行为,其暗含的政策含义即分配过程的公平比分配结果的公平更为重要。     

城镇家庭消费金融效应的地区差异研究

本文使用各省市自治区城镇家庭借贷支出的分类面板数据,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转轨期的特性,考察消费升级、社会保障不完善及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对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各变量在对消费的影响性质和程度上均存在地区差异,社会保障、消费升级和储蓄在全国范围内均显著正相关,房贷支出和教育在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显著,而保险在东部地区作用突出,家庭投资则均不显著。政府要扩大消费内需并改变消费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就应把握消费升级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进时机和力度,增加中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投入和教育投入,持续提高居民收入,适度放宽中西部地区的家庭房贷限制。     

工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中国经济数据的分析

经济增长过程中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工资不但可以通过工资差异激励劳动力从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流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而且可以通过改变消费结构和投资结构进而影响产业结构演变,并为产业结构升级储备高级人才。本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资与产业结构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工资与产业结构之间是正向的相关关系,且两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因此,工资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