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探析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就是生态环境恶化。国家"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要求,按照该要求,作为生态补偿主要形式的财政转移支付目标应与主体功能区的功能定位和经济发展目标相一致。基于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有利于促进主体功能区的生态环境建设,走上环境友好型城市化之路。     

英国集权财政下公共服务供给的分析与启示

英国的集权财政按照收支匹配的原则,在政府间自上而下地细化分配政府职能,并采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竞争合作的供给方式,体现了英国公共服务职能实现中集权财政和有限政府的两大特点,并通过2007-2008年英国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分析及牛津郡个案得到了证实。英国中央政府掌握主要的财政税收,并负责支持大宗公共服务事务;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独立、互不隶属,依靠有限的地方税收和转移支付,提供辖区内的贴近民众日常生活的、琐碎的公共服务。作为同是集权财政的中国,应当借鉴英国政府职责的划分方法,并在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上,积极引进私人部门的竞争与合作。     

我国农业支持与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再思考——基于整体性的多变量协整系统

把农民收入和消费及财政支农和农村金融置于一个框架下进行了考察。基于1978—2008年数据拟合的多变量协整模型较好地反映了我国农村经济的特点,结果表明,农业财政和金融在长期可显著提高农民收入,金融信贷在短期可有效扩大农民消费,并且农村金融体系较好地保证了内源融资的效率;消费方程反映出我国农民消费具有短视性特点,对同期收入过度敏感。     

国有企业改革能否引起财政激励效应——以西部某省为例

国有企业改革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关重要。本文以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研究为基础,以西部某省的24个行业为样本,分析研究了地方政府改革国有企业的财政动机。结果表明,近年来样本省的国企＂做大做强＂改革路线具有明显的财政激励效应,这种效应使得地方政府有动机将国有企业引上一条资本规模不断扩大、人员冗余和退出机制不完善的道路。     

地方政府规模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从公共服务需求角度出发,运用中国31省面板数据检验了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我国地方政府规模发展趋势符合瓦格纳法则,同时满足对外经济的效率假说和补偿假说;（2）民族多元化对地方政府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上期政府收入对政府支出有很大的正向影响,说明二者之间互为因果关系。     

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基础设施供给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机制激励着地方追求短期经济增长,导致其在基础设施投资上拥有很高的热情。文章实证分析了该结论,并用模型论证经济增长、城市化和财政分权等因素是导致地方基本建设支出增长的主要原因。     

地方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的统计评价——基于辽宁省的分析

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收入分配"再度被空前关注,温总理提到,我国必须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以便让全体13亿国民享受到国家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成果。要实现这个目的,必须研究地方政府在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上的作用。一般地讲,财政收入分配职能在很大程度上要由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采取统一的分配政策来执行,地方政府承担收入分配职能的困难比较大。但就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的情况看,中央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很有限,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的收入分配调节的作用比较大。本文分析了辽宁省收入分配不公平存在的现状、原因,计算了近几年辽宁省的基尼系数,特别对辽宁省财政支出与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统计评价,并以此提出了财税对策的初步建议。     

企业研发投资财税激励检验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企业投资行为的理论框架,运用企业R&D投资行为模型分析财税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行为的影响机理,同时对我国2000—2009年财政税收激励政策以及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情况进行实证检验,目的在于对我国激励企业研发活动财税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理论与实证的对比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和政府采购政策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有明显的激励效应,此项政策需要继续加强,而我国的财政科技投入政策在规模和方式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Monetary–fiscal policy interactions and fiscal stimulus

Increases in government spending trigger substitution effects—both inter- and intra-temporal—and a wealth effect. The ultimate impacts on the economy hinge on current and expected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behavior. Studies that impose active monetary policy and passive fiscal policy typically find that government consumption crowds out private consumption: higher future taxes create a strong negative wealth effect, while the active monetary response increases the real interest rate. This paper estimates Markov-switching policy rul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finds that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ies fluctuate between active and passive behavior. When the estimated joint policy process is imposed on a conventional new Keynesian model, government spending generates positive consumption multipliers in some policy regimes and in simulated data in which all policy regimes are realized. The paper reports the model's predictions of the macroeconomic impacts of the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s implied path for government spending under alternative monetary–fiscal policy combinations.     

基于因子分析的县域政府财政能力比较研究:来自重庆的例证

本文在构建县域政府财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多元统计因子分析方法,以重庆市40个区县政府为例,综合测度各个区县县域政府的财政能力,得出县域政府财政能力不均衡的结论,并就破解县域政府财政能力不均衡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