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环境、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决策——基于联立方程系统的实证分析

以深、沪两市2003—2006年762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外部环境、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部环境显著地影响资本结构,具体表现为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强度、环境动态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资本结构与以营业费用比例度量的资产专用性之间存在显著反馈关系。     

资产价格泡沫与货币政策应对——事先行动还是事后反应

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早期的研究更多地认为资产泡沫来自于投资者的非理性因素,但是随着金融自由化进程的推进,与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金融自由化也成为资产泡沫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对于资产价格泡沫的货币政策应对一直存在争议,一些学者主张货币政策应该忽略资产价格,而另一些学者则主张货币政策应该对资产价格作出反应。本文基于后一种观点,来探讨当预期资产价格将出现泡沫时,货币政策是该事先行动还是事后反应,为此,本文引入产出跨期配置的理论,来阐述货币政策应对资产价格泡沫的决策模型。     

论资产计量

本文从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会计的本质、会计的目标等方面对资产计价进行了探讨,认为,资产难以全部采用价值计量,成本计量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根据企业持有资产的目的,可以将其分为两类:能单独产生现金流量的资产与不能单独产生现金流量的资产,前者可以采用价值计量,后者则必须以成本计量,这样能更好地实现会计的目标。最后,本文分析了计量属性在资产中应用的具体条件。     

投资者注意力指标测度的研究综述与展望

投资者注意力从认知心理学视角开启了行为金融学新的研究范式,并对金融资产定价和财务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实证研究中如何科学测度投资者注意力一直是该领域研究的难点问题。文章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从竞争性信息的干扰程度、信息的显著和易处理程度以及交易特性三个方面对投资者注意力的测度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和分析,重点在导入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上,对比分析了这三方面指标的优缺点、注意问题及其适应范围,最后提出了未来的研究展望。     

经济学供需模型的制度化改进与初步运用

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性分析工具是供需曲线,而这一模型是对现实经济运行的“过度”简化,缺失的重要环节就是交易费用或制度安排。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对交易费用、制度安排的相关研究,在传统供需曲线模型所包含的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两项内容基础上,本文加入了交易费用曲线并对其做了结构化分析,构建了制度化了的供需模型,探索了当前认识条件下经济学供需模型的“统一场论”。进而,本文运用这一模型提出了资产增值的“不可能三角”,需求曲线的两个镜像关系,以需求弹性推导组织要素“侵蚀”能力及合约选择定律,交易费用限定资产交易边界、暗含市场规模的界定等创新性结论,体现出这一理论模型能够深刻诠释现实经济运行的能力,希望以此为我国经济改革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矛盾与争论提供统一的分析框架。     

从次贷危机看我国资产证券化的风险控制

从2007年以来,美国的次贷危机愈演愈烈,与此同时,我国的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文章着重从次贷危机与资产证券化入手,结合我国资产证券化现状,对资产证券化的风险控制提出建议。     

电力行业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研究

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电力作为基础能源对推动经济腾飞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电力行业的自然垄断特性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向来都是国民经济的“领头军”。但是电力行业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不容忽视。文章对电力行业国有资产现状进行简单分析,对电力行业国有资产流失概念进行界定。然后从产权角度、委托代理、内部治理结构等方面分析电力国资流失的深层次原因。最后探讨如何加强电力行业的国资管理和防止国资流失的措施,希望能对电力行业更加规范健康发展,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有所帮助。     

破坏性创新与在位企业的竞争力弱化

处于市场主导地位的在位企业常常会为了保持自身竞争优势而强化其核心能力,从而使其竞争力得到进一步加强,然而这一竞争力是建立在企业现有核心能力和竞争优势基础之上。当新进入企业在利用破坏性创新对主导企业的主导市场实施破坏时,主导企业的前述行为无意识的成为企业竞争力弱化的推手。     

中央银行为何不能挤破泡沫

资产价格泡沫一般源自“非理性繁荣”、技术进步和金融自由化等因素,货币条件与泡沫上涨之间的联系十分微弱,因此。中央银行不必也不可能通过紧缩货币来挤破泡沫。急剧收紧银根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大于泡沫破裂,还可能增加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并弱化金融监管。泡沫破裂的成本主要取决于金融结构,因而应从加强金融监管的角度减弱泡沫破裂的冲击。     

论集权、分权均衡的实现及我国财政体制的优化

集权与分权的边际收益都是递减的,因此在政府间合理划分财政管理权限需要在二者之间实现边际收益相等。假定政府是利他的,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则无论采用"自上而下"分权的思路还是采用"自下而上"授权的思路,都可以在集权与分权之间实现均衡;但如果政府是自利的,则采用"自下而上"授权的思路比采用"自上而下"分权的思路更有利于在二者之间实现均衡。我国财政体制问题的症结在于我国政府间特殊的权力划分关系,要解决我国的体制问题需要实现由"自上而下"分权向"自下而上"授权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