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财富效应静态和动态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2—2008年的月度数据,利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等现代计量经济方法和状态空间模型研究了中国股市财富效应问题。研究结果认为:从长期均衡关系看,我国股市财富效应是显著存在;从短期动态关系看,我国股市财富波动对全社会消费支出波动具有负影响但不显著;从股市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动态过程看,我国股市财富效应始终存在,但挤出效应同样显著。     

中国和印度规范荷载组合的对比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各行各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工程建设行业纷纷走向国际市场。印度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存在很大发展空间。在国内各大公司进军印度市场的设计市场时,不免会遇到印度规范的问题。本人参与多年的印度电厂的设计工作,对印度结构规范有了一些了解,本文就中印两国规范的荷载组合进行对比分析,希望对大家在进军印度设计市场时有点帮助。     

“仁政”:生存政府保障论——战国、秦官社经济体制下的农民道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研究之二

战国、秦官社农民道德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要求是生存政府保障论。也就是说,民之生存应由政府来保障,亦即政府的职责应是以保障民之生存、规避风险为重要指归。农民对政府的评价体系是生存第一。能保障社民生存,使之脱离生存困境的就是好政府。因此,孟子"仁政"的价值标准就是道德经济观。     

毛泽东经济思想略论

毛泽东经济思想指导中国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人民主体经济;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出发点是国家意志经济;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立足点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     

以信息态为基础的精神经济研究——以古玩经济为示例

以古玩经济为示例证明,信息态是历史的运动状态与过程,是二元价值容介态经济的源泉、基础、灵魂,是经济发展方向的动力源;物质经济与精神经济是“水溶性”关系;人们对物质经济的需要是有限的,对精神经济的需要是无限的;大力发展精神经济,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合乎经济发展方向的新信息趋势.     

政府预算资金优先配置绩效审计探讨

优先性是预算资金配置的基本要求。预算资金是否优先配置应是我国政府预算资金绩效审计首先关注的问题。我国开展政府预算资优先配置审计,能推动事后审计向事前审计的转轨,使审计成为资源配置的杠杆。政府应改变预算审计组织方式,由易到难地推进优先配置审计。     

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悲剧

作者旨在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防御性现实主义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命运如何?这个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小问题: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下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面临哪些生存压力?这些生存压力对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会造成哪些影响?作者认为,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面临五种生存压力: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进攻的诱因;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经常遭遇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攻击;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被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包围;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几乎无法和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合作;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军力通常在整体上或在关键指标上落后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在这些生存压力之下,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生存质量堪忧,在重要的物质利益和国家的自主性两项指标上的表现难如人意。作者采取了案例分析的方法,以中国宋朝和波兰为例,论证了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困境。     

中国国家间道义思想探本溯源——基于先秦诸子国家间道义思想的对比分析

中国先秦时期的国家间道义思想具有整体性特征,其内在逻辑基点和现实支持即是人性中的道德。它有两个理论支点:一是国家间道义与国家利益具有统一性;二是国家间道义有助于形成国际权威。先秦国家间道义思想主张将国家间道义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重要考虑因素,认为符合道义应该成为国家对外行为的最高追求,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国家利益。先秦诸子(韩非子除外)均认为,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应遵循道之以德,不以强凌弱;和睦相处,不以战争方式扩大国家利益的原则;孔子、荀子和管子还强调遵循言而有信、讲求国际诚信的原则;儒家强调礼之用,和为贵以及遵守国际规范的原则。先秦诸子普遍认为,具备坚实的道义基础是一个国家成功崛起的必备条件。先秦国家间道义思想与西方主流国际道义思想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承认道义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具有的作用,其不同点在于:前者将道义视为在国际关系中发挥巨大作用的重要考虑因素,后者则将道义因素虚拟化处理。以孔子和老子等为代表的先秦杰出思想家,其思想对后世的中国文化以及世界文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行政垄断可诉性问题之再探讨

行政垄断是行政权力对于市场竞争的一种非法排除、限制,其实质是一种非法的国家干预行为。因而,行政垄断的可诉性关系到国家干预行为应否被诉、司法机关能否审查等基础性问题。在制度层面上,不论是反垄断法还是行政诉讼法,对于行政垄断的可诉性问题均未予以很好解决,行政垄断争议接近司法困难重重。行政垄断可诉性之充分实现,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应是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