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市”难治打新、炒新顽疾

正在一个投机的市场上,寄望于投资者进行理性的长期价值投资可能只是一种奢望。根除包括炒新在内的各种市场投机行为,还得从纠正市场单纯的融资定位这一根本问题着手一直以来,逢新必打,逢新必炒,已成为A股市场新股发行和新股上市时投资者投资的必然逻辑。由于炒新股使得大量资金流向并锁定于一级市场,从而导致二级市场资金流出,股价波动;过度的打新和炒新使得新股     

GARCH族模型在我国的应用研究探讨

一、引言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ARCH模型）是金融领域研究市场波动的基础性研究工具,由Engle（1982）首次提出。研究认为资产收益率的扰动项是序列不相关的,但并非独立,其不独立性表现为能够用其延迟值的二次函数形式进行描述。模型描述了方差随着时间而变化的特点,所以在金融市场预测和决策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我国亟需《期货法》

正目前,我国期货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急需一部《期货法》规范、引导期货市场的发展。建立一个具有套期保值功能、价格发现功能、市场预测功能、能充分发挥市场决定作用、掌握定价权的期货市场体系对于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及深化金融体制     

宏观因素对股价影响的实证分析

宏观经济与股票市场的关系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通过运用逐步回归法,建立多元函数模型与双对数模型,对中国的股价指数、货币供应量、价格指数和汇率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实证分析。得到结果表明,2008年1月至2013年9月,所研究的宏观经济指标与上证综合指数都是正相关。同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对上证综合指数的影响都比较显著,而广义货币供应量、狭义货币供应量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对上证综合指数的影响不显著。     

FDI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基于省域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

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利用1998—2010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研究中国省域FDI与CO2排放量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省域FDI和CO2排放量都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FDI高值集聚区一般是中国CO2排放量低值集聚区,FDI低值集聚区一般是中国CO2排放量高值集聚区。采用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研究FDI对中国CO2排放量的影响。结果显示:FDI在地理上的集聚有助于降低中国的CO2排放量,"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并不成立。最后,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盐城创新型临港产业聚集形成及发展对策

借助临港区发展临港产业集群,从供给、需求、产销、成本等方面都存在优势,临港产业发展成产业集群带之后将起到带动腹地经济增长、促进区域经济全面发展的作用。但就盐城市临港产业而言,其产业聚集还停留在低成本的一般性临港产业聚集,参与竞争的基础主要是依靠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还未发展到创新型临港产业集群阶段,还不能形成以创新型人才为主体,以知识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要内容,以创新组织网络和商业模式为依托,以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和文化为环境的产业集群。本文主要针对这些问题,根据盐城地区港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提出具体的发展对策和建议。     

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减贫效应及门槛特征——基于空间异质性的分析

文章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考察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与贫困发生率的非线性空间联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减贫效应明显,且具有空间外溢性,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与贫困发生率在空间上呈非均衡分布;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减贫效应存在门槛特征,减贫弹性随着公共卫生投入强度和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先提高后降低。     

FDI技术溢出效应地区差异研究

文章借鉴Feder模型,采用我国各地区的年度序列统计数据,来检验FDI在各地区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以及FDI在各区域的溢出效应之间的差异性,通过溢出效应的区域差异来分析各区域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更有利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溢出效应。     

人民币汇率波动及外贸企业应对措施

随着近期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快速走高,人民币汇率已进入双向波动的通道,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和单边贬值都不利于我国经济稳定,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双向波动才是化解当前矛盾的最好方法。人民币的波动,对外贸企业产生重大影响,企业亟须采取各种措施规避风险。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及比较分析

金融危机后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对新兴经济体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引起了广泛关注。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体现在多个方面,文章选择研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从经济原理和国际教训的分析入手,运用SVAR模型进行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巴西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实证分析。结果说明,美国货币政策会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产生冲击,冲击的程度与两国的经济关联度、经济发展状况、经济金融制度等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要避免美国的不利冲击,需要推进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经济结构优化和资本流动管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