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最优资本结构选择的模型与实证分析

近年来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选择问题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本文在Barrios-Blanco模型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考虑无存款保险制度、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利率期限结构等的最优资本结构选择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中国商业银行资本结构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利用实际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前期资本、存款的流动性溢价等因素对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选择影响最大,当期资产、银行净利润波动性、经济政策的不确定等因素影响较小。     

新农合补偿制度调查分析——寿光案例

起付线、保障率和封顶线是新农合补偿制度的三个要素,其设定不仅决定新农合制度是否能起到合理引导病人就医的作用,而且对新农合基金的安全也存在着重要影响。寿光市的实施情况显示,在参合农民中依然存在着实际补偿率较低的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补偿制度的不合理和管理理念的落后,应该通过灵活设置封顶线、改革总额预付制度以及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新农合建设等方式加以解决。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就业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分析

汇率变动会影响到进出口产品（包括中间投入品）的价格,改变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和生产规模,进而影响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表现为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两种效应。使用1998—2007年的微观企业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计量方法,并将实际有效汇率对就业的冲击分解为破坏效应和创造效应,分析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我国就业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对于出口企业,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人民币升值）的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效应同时存在,且影响系数大致相当,其总体就业情况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影响;但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制造业的整体劳动力需求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冲击,加重就业压力。因此,当前人民币不宜大幅过快升值。     

日本国债：安全资产还是风险潜在

金融危机后全球安全资产减少,使日本国债地位相对改善,成为世界金融市场的避险工具之一.但由于日本长期政府债务净额占GDP之比居高不下,国债信用已经受到损毁,主权信用评级被下调.从日本国内资金循环特征看,日本企业转变为储蓄大户的原因不是企业的盈利增加,而是由于资产负债表的调整压力使投资意愿降低,因此,日本政府只有不断增发国债来弥补筹资主体的缺位;日本国债期限结构的短期化和日益增长的利息负担使其面临的市场利率风险加大;同时,日本中央银行购买国债规模膨胀,不断冲击财政纪律的约束,财政赤字货币化风险隐藏其中.长期来看,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资产去泡沫化的过程也正是国债泡沫化的过程.在日本财政改革前景未见定论,企业的投资需求尚未恢复的前提下,日本国债的可持续性存在巨大风险.     

上市公司可持续增长率偏差的实证分析

按照可持续增长率进行发展,要求企业全面权衡各方面的契约关系,以稳定的契约结构获取企业的长期增长。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各种原因,企业不可能完全按照可持续增长率进行增长,出现了可持续增长率偏差。本文通过对我国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在1997-2005年的可持续增长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可持续增长率偏差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对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可持续增长率偏差的主要因素包括资产运作效率变动、资本结构的调整、外部权益融资和销售净利率的变化,鼓励政策对企业的可持续增长率偏差并没有显著作用。另外本文还验证了较高的可持续增长率偏差对后期（5年）的业绩提高具有消极作用。     

近期人民币汇率变动趋势及特点分析

本文分析了2005年汇改以来尤其是2011年复旦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的走势特点,认为人民币对美元波动区间较窄,导致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升值,盯住一篮子货币能够实现人民币有效汇率的稳定;人民币汇率已经进入均衡汇率区间,2012年人民币有效汇率将保持小幅波动。下一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盯住一篮子货币目标区,并推出以人民币指数为标的的衍生品。     

从利率变动看中国股市

2005年股改以来的中国股市新高不断。股指从2006年初至今翻了5倍。2007年来的5次加息不但没有对股市产生过多的负面影响,股指却在每次加息公布的第二交易日有所攀升。本文对这一现象的原因以及利率调整的有效性问题加以分析,认为投资者的非理性因素即羊群效应以及证券市场投资渠道少和股票市场供给不足是加息对股市的影响不明显的主要原因。     

从印度危机反思小额贷款的高利率盈利模式

印度小额信贷危机震惊了全球,唤醒了人们对高利率盈利模式的反思。近年来,印度小额贷款利率持续上升并维持于高位——而极高的利率并非基于成本和风险的考虑——挤出经营性贷款需求——借款人因无力偿债而引发社会危机。危机表明,高利率的小额贷款只会为其经营者带来持续的高利润,而借款人的生计则陷入不可持续的困境。中国小额信贷起步较晚,但在利率问题上存在同样盲区。高利率在中国同样难担脱贫之任,低收入者的希望是支付得起的低利模式,即信贷的互助合作。     

Measurement of Technology Spillovers

This paper builds an externality-based model with physical and R&D capital, proves the linearity of technology functions, and derives two measures of spillovers from the relative differences between social and private rates of return. China’s regional empiric studies exhibit a reverse direction of spillovers between foreign invested firms and local economy and provide an estimation of the spillover measures of between 13% and 18%.     

人口年龄结构、财政政策与中国高储蓄率

论文以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对人口年龄结构、财政影响与高储蓄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１）影响我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因素不是人口年龄结构,而是经济体的转型特征。（２）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其中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３）财政收支比重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税收规模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支出规模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上述发现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取向具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