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产业和区域分析证据

本文将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分析 ,与中国经济的特定发展模式联系起来 ,从中得出两项分析结果。一是在产业发展层面 ,外商投资确实有助于改进资源配置效率 ,然而这种贡献却是以妨碍生产效率改进为代价的 ;二是在区域发展层面 ,以进口替代加资本深化为特征的“上海模式” ,在促进地区和全国经济发展方面 ,确实优于以出口导向加劳动密集为特征的“广东模式” ,只是前一模式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可持续性问题     

中国农村社区公共物品投资的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农村社区公共物品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提出了两个理论假说,进而提出在我国公共投资中要注意的问题:既要考虑各地对公共投资有不同的需求,还要考虑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结果表明,除了一些政策因素以外,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农村公共投资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在工商业较发达的村公共投资活动也相对较多。对于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村,由于本地公共投资对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等作用较小,因此这部分村民就不那么愿意对村里进行公共投资。从政策实施角度看,本研究发现,上级政府的公共投资更多地投向贫困地区、偏远山区、农业生产条件差的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这种投资战略有助于统筹区域发展,降低区域差异。     

广西上市公司发展现状及持续发展之对策

虽然经过12年的发展,广西上市公司仍存在数量相对较少、行业优势不突出、经营业绩差等缺陷。广西要积极推动优质企业改制上市,改善现有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用好绩差公司的壳资源,适时引进优质资产,支持非国有企业上市融资,拓展海外融资渠道,提高广西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的能力。     

试论我国第三方支付的发展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电子支付的发展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第三方支付作为目前电子支付所占比例最大的一种支付手段,它的发展还面临着许多的机遇和调整.对第三方支付的类型和存在的问题作出分析和探讨,并对未来第三方支付的发展作出预测.     

基础设施与制造业发展关系研究

本文从历史与实证的角度 ,以中国改革开放 2 0年的实践为案例 ,用计量分析的方法测算基础设施与制造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及相互影响的方向及程度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基础设施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的建议     

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思路和对策探究

本文从循环经济的起源、概念、理论基础、发展实践等方面分析了循环经济是一种深化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理念模式，结合国内外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和我国的客观发展态势，分析了在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八个基本思路和五个关键对策。     

试论生态经济农业

解决传统农业生产模式生态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缓解生态危机，关键在于建立能实现经济与生态共同繁荣的生态经济农业模式，使经济发展与生态发展融合为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达到生态与经济、人与自然在更高发展水平上和谐统一，21世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将进入生态经济时代，应该应用生态经济农业的观念指导现代农业，把农业经济行为同生态环境看做一个相互制约的系统，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减少和避免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行为。     

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实证分析

本文应用"资源诅咒"理论假说,通过1991—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及其传导机制进行了计量检验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自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能源开发确实带来了"资源诅咒"效应;虽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前能源开发负向作用于对外开放度、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但"诅咒"效应尚未明显产生,而实施大开发后能源开发对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的负向作用有所增强,从而导致诅咒效应明显出现。通过进一步的实证考察,我们发现能源开发在西部主要通过其对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挤出效应,以及滋生寻租和腐败而引起的政治制度弱化效应这三种间接传导途径来阻碍经济增长,其中人力资本投入是作用最强的传导因素。     

对农业发展银行改革的思考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运行绩效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农村金融安全体系的构建，事关“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通过深入分析农业发展银行改革的目标和原则，可发现农业发展银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其运行绩效的一些具体建议。     

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可持续发展的困境

个体理性的效率追求是经济活动的动力,但个体理性往往导致集体非理性。本文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概念的相对性出发,探讨个体、地方政府、国家在经济活动中本位利益的追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背离。纯粹的市场效率追求会导致“市场失灵,”政府在解决“市场失灵”时如果无法有效约束个体理性的本位利益追求与政绩偏好,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政府失灵”。在“双重失灵”的情况下,集体行动的逻辑必然导致可持续发展陷入困境。要在个体理性的效率追求与集体理性的“共同信念”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明确政府责任并进行追加性制度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