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初上海文人的经济生活与身份转型——以王韬、包天笑为例

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把一批传统士人卷了进来，中国文人由此开始走出延续千百年的仕途经济，走向近代城市的分工体系和独立职业空间。作为晚清上海初始城市化的亲历者，王韬在文化心理和经济生活两方面，经历了一场由“士人”转向城市职业者的艰难蜕变。而生活于清末民初上海的包天笑，则以明确的职业归属感，取代了传统士人的仕宦情结，中国文人至此初步完成了由传统政教依附者向近代独立文化人的转型。     

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式微

公共秩序保留作为国际私法的一种特殊制度,其实质是用来保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从而拒绝外国法的适用或者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或外国仲裁裁决,因而被称为保护本国利益的“安全阀”。虽然各国对该制度理解不一,但都在立法上对它进行了规定。晚近,各国国际私法对公共秩序保留的态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公共秩序保留开始出现式微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的出现,除了其本身的缺陷外,主要是全球化的影响以及法律趋同化的演变。     

重庆经济结构存在的矛盾与对策

重庆市与西部的多数省区一样,经济发展面临着特有的结构性难题,主要包括三次产业结构矛盾、工业内部结构矛盾、区域经济结构矛盾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等.应尽快优化、提升产业结构,并努力实现区域经济、城乡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     

中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逆向演替之分析

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生态环境恢复与重建显得格外重要。为此,本文深入分析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其一是人类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生态环境而独立存在;其二是生态环境是支撑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其三是确立可持续发展观将更有利于生态环境的长期改善。笔者研究了西部退耕还林(草)地区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其产生的原因,确立能够确保西部地区脱贫、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实现的环境改善目标、改善路径和可行的对策措施,以建立可持续发展条件下的西部地区的环境整治与重建体系,从而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基础的稳固与坚实。     

我国经济增长中制度因素的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技术还是制度?学术界的争论由来已久,至今尚无定论。本文运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一些统计资料,通过计量研究,从经济增长中的诸因素中分离出来了制度因素,并测算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得出的结论是: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而,制度因素应是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抛开制度条件而片面地强调科技的第一生产力作用很可能不会取得预期效果。     

论新形势下经济特区的发展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试验、开拓前进。在创新的前提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并取得了超前的发展。创新把经济特区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经济特区改革的方向和策略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以继续保持特区的特色,继续走在全国改革和发展的前列。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劳动力市场的共享

中国与东盟建立了“10＋1”自由贸易区，近期内由于产业结构相似度高，会对自由贸易区内各国的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会加大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但从长期来看，双方相似的产业结构形成了共享的劳动力市场，贸易区内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会促进贸易区内各国经济的发展。     

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行政补偿程序

我国新的宪法修正案确定了财产征收或征用必须给予补偿的规定之后,对补偿程序不合理之处的修改愈显必需。行政补偿程序是双方当事人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降低在谈判协商过程中的交易费用,要求行政补偿程序设计者必须合理配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重庆在三大地域单元城镇化水平比较

从非农业人口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方面比较，在四大直辖市中、长江沿岸经济带四大城市中、西部地区三大城市中，重庆的城镇化水平明显处于较低水平，且城镇化速度缓慢。重庆应进一步促进大中城市的健康发展，大力发展小城镇，从而健全和完善城镇体系。     

制度在经济绩效中的作用

中央计划经济的绩效与市场经济的绩效有显著性的差异，产权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差异是决定不同经济体系经济绩效差异最为重要的因素。制度是经济体中经济个体博弈的基本规则。市场经济比中央计划经济提供了更强的激励．从而更有效地减轻了道德风险带来的效率损失，所以从消费者福利来看，市场经济比中央计划经济更有效。在一定的条件下，无论是从产出还是从消费者的福利来看，市场经济都比中央计划经济更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