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的收入效应——基于分位数回归的研究

健康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对提高个人收入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基于CFPS的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考察健康的收入回报在不同收入水平人群上的差异。研究结果发现收入水平越低,健康资本的收入回报越高,这一现象在城市和农村都存在。进一步地,城乡之间健康的收入效应也存在差异,在各个收入分布位置,农村的健康收入回报都高于城市。基于此发现,结合当前医疗卫生服务情况,本文提出了提高低收入者和农村人口医疗服务保障的建议,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配置和改善收入分配。     

金融支持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分析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基础,在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发挥着核心支持作用。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时期的特征,构建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理论模型,结合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分析方法,对我国金融支持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支持对我国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金融支持每增加1%,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值0.641%。在长期内,金融支持和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在短期内只存在金融支持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单向格兰杰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金融促进我国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建议。     

城市住房价格时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首先利用ArcGIS分析广东省住房价格的时空间变化特征,进而采用2005—2010年城市用地与扩张、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城市规模、市场政策、环境特征等方面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省内21个地级市城市商品住宅价格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住房价格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广东省住房价格呈现强烈的时间、空间变异;城市土地扩张和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和城市规模对住房价格有显著的影响,但作用强度和显著度存在差异;时间固定效应表明调控政策对调控住房价格的作用在降低。最后提出保障房地产健康发展的对策。     

江苏省县域消费水平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人均消费品零售额表征区域消费水平,利用探索性数据分析法,探究江苏省1995—2011年来区域消费水平的空间格局与演变,通过分位数回归结果进行解释。得出以下结论:通过全局自相关计算可知,1995—2011年间江苏省区域消费水平存在着显著的空间集聚特性,且呈现出不断波动增强趋势;时间突变点表明,2004年是区域消费水平空间关联的突变点,2004年以前,区域消费水平空间分布较均衡,地区差距较小,而2004年以后,消费水平地区发展不平衡,差距越来越大,空间分异不断扩大;消费水平的空间格局演化表明,1995年来江苏省区域消费水平的集聚分异格局不断增强且趋于稳定,呈现"南高北低"集中连片的分异态势;分位数回归结果详细刻画了不同分位点上消费水平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与方向,其中,城乡人均收入、城市化率、人均生产总值及第三产业比重对区域消费水平起到正向的积极作用,固定资产投资额起到负向的抑制作用,而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公路里程及人均财政支出对区域消费水平的影响在不同分位点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     

中国信息化与新型工业化耦合格局及其变化机制分析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通过建立中国区域信息化与新型工业化的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31个省级单元的信息化与新型工业化耦合度和协调度计算后进行空间格局分析。研究发现,中国信息化与新型工业化系统整体上处于中低耦合阶段,东部省、直辖市(北京、天津)的耦合度、协调度相对较高,西北、西南省级单元则相对较低。根据各省级单元信息化与新型工业化耦合协调度可以将我国划分为信息化、新型工业化和谐区,信息化、新型工业化磨合区,信息化、新型工业化拮抗区及信息化、新型工业化低耦合区4个类型区。继而通过灰色关联度模型与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变截距模型分别探讨协调度的内外部机制。结果显示:从内部机制看,区域新型工业化的科技含量与人力资源要素对信息化程度高度依赖,但经营效率却受信息化程度影响相对较小;从外部机制看,居民生活水平与对外贸易对协调度的提升有重要作用,而工业规模的扩张对于二者的协调却产生负向效应,固定投资并未对协调度的变化产生显著影响。     

政府支出规模扩张机制研究——基于动态空间面板Durbin模型

本文运用动态空间面板Durbin模型对影响地方政府规模扩张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增量预算机制的存在使支出规模呈膨胀趋势。短期内,财政分权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为负,总体上仍显著推动了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长期来看,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不显著为正,长期影响甚微。瓦格纳法则在该时期不成立,短期人均GDP的提高导致政府支出规模缩小,长期而言,它对政府支出规模没有实质影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政府支出规模当期效应显著为正,但短期或长期累积效应都不显著。城镇化、人口等需求因素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不显著。     

预期对房价的门限效应分析

住房价格是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对它进行合理而有针对性的调控是宏观管理的重要职责。本文以我国35个大中城市作为样本,考察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预期形成机制对于房价的影响。将不确定预期引入住房市场分析后研究发现,在房地产市场较为平稳时,预期对房价的影响随收入或GDP增长率的上升而下降;在房地产市场处于动荡状态时,预期对房价的影响随收入或GDP增长率的上升而上升。政府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调节机制,对公众的市场预期加以引导,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中国失业率水平的适度调控目标区间研究——基于面板门限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适度失业的理论分析着手,回顾和论述了适度失业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根据1992—2010年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在控制了城镇失业率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间接效应的条件下,利用面板门限模型对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最优门限值水平进行估计,得到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的最优调控目标区间为[2%,4.2%]。在城镇登记失业率的最优区间内,失业率的下降对经济产出的拉动效果明显。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建议。     

城镇化中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扩展了STIRPAT模型,使用1995-2011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中国城镇化进程在全国以及区域层面上对能源消耗的需求变化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上,城镇化增加了对能源消费的刚性需求且对二氧化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城镇化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影响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量,但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基于以上结论,文章探讨了未来中国城镇发展的相关对策:适当控制土地城镇化发展速度,积极探索低碳城镇化发展模式,培养市民良好的低碳生活方式,优化与调整地区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     

不同城市化阶段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差异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

基于1997~2011年我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按照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划分为三个组别,采用STIRPAT模型实证研究了不同城市化阶段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差异,并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结果表明:随着城市化阶段的演进,城市化对碳排放的驱动作用越来越小,家庭小型化日趋成为引起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因素;在城市化不同阶段,人均财富对碳排放均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尤其是在城市化中期阶段;在城市化不同阶段,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都是存在的,但距到达碳排放拐点分别需要12年、31年和23年。最后,根据不同城市化阶段碳排放的特点,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碳减排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