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农业支持政策比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农业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农业政策的优劣关系到一个国家农业发展的道路，中国也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农业的发展受到国内外、主客观等方面的影响，文章从中国农业及政策发展的道路着手，并对比世界不同国家的农业政策，结合不断改变的各种客观因素。大量总结各类参考文献，对其做了总结和归类。并在这些结论的基础上，研究未来中国农业政策发展的趋势。     

NAFTA与墨西哥农业发展：第一个十年的证据

NAFTA实施10年来，墨西哥农业部门的变化与经济理论所预测的并不完全一致。墨西哥农产品贸易总体增长较快，但是，进口增长明显大于出口增长；农业生产结构未出现预期的重大变化，主要进口农产品的生产没有崩溃，主要进口农产品的种植面积和产量总体增加，单产轻微上升。NAFTA加速了墨西哥主要出口农产品国内价格与美国价格的一致性趋势。因此，从中短期看，农产品贸易壁垒的削减或取消不会给墨西哥农产品的国内生产结构带来根本性的变化。究其原因，墨西哥农业的双重性和农业政策改革起了主要的作用。     

RCA指数在中国服务出口结构与比较优势分析中的应用(下)

运输服务的比较优势总体趋于下降。以1992年为分界点，运输服务RCA指数在1992年以前大于1，1992年以后小于1，并且在1999年达到最低值0．418。1999年以后，运输服务RCA指数有了较大的提高，2004年上升为0．829。1991年以前，运输服务的RCA指数一直大于1．25，反映出当时中国运输服务在国家市场的较强比较优势。     

NAFTA与墨西哥玉米:预期与实际效果的比较分析

墨西哥是玉米的故乡。NAFTA将墨西哥的玉米进口许可证制度转化为关税配额制度,并在15年内逐步取消。墨西哥在NAFTA期间的实践表明,NAFTA对墨西哥玉米部门的预期效果并未完全实现,其原因包含政策变革等多方面因素。     

RCA指数在中国服务出口结构与比较优势分析中的应用(上)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服务出口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全球的位次也大为提升。但是,中国服务出口在整体上仍然不具备比较优势。具体观察各个服务部门,旅游服务的比较优势大为提高,运输服务从具有比较优势变为不具比较优势,其他服务虽然处于比较劣势,但劣势程度在不断降低。从出口结构看,中国服务出口从80年代的运输服务占主导转变为以旅游服务为主的格局,运输服务的出口比重迅速下降,而旅游服务的比重则大幅度提高。同时,其他服务的出口比重也有较大的增长。     

中国品牌国际化道路研究

品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拥有著名的品牌就等于在市场竞争中于掌握了强有力的工具。我国企业品牌建设经历了品牌意识启蒙时期,品牌创建时期,品牌竞争时期和品牌国际化时期四个阶段。我国企业在实施品牌国际化的过程中可采用直接进入模式,并购模式和自主品牌与OEM相结合的模式。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贸易成本与增加值贸易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成为亚太乃至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其不断深入导致全球价值链整体或部分环节数字化,对增加值贸易的影响日益凸显.基于此,文章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实证检验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差异对增加值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进出口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均对增加值贸易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复杂价值链出口的影响更显著.在行业层面,出口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有效增加其服务业国内增加值的出口,而进出口国数字经济均衡发展将有利于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升.同时,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贸易双方综合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能够通过"贸易成本效应"对增加值贸易产生影响.     

中国粮食贸易新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

目前国际粮食供应趋紧，为保证国内粮食供给充足，世界各国纷纷采用取消农产品出口退税、征收出口关税等限制粮食出口的措施。中国从2007年12月始，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增加国内市场供应，遏制粮食价格上涨的政策。文章从粮农、消费者等角度综合研究新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中国粮食贸易新政策效果，探求影响实施效果的问题所在并给出政策建议。     

南北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议题分析

南北自由贸易谈判中的互惠原则一直受到批评。与WTO的现有规范相比,南北自由贸易协定在市场准入、政府采购、服务、投资、知识产权和竞争政策等领域超越了WTO的规定,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具有相当的不利影响。因此,发展中国家在进行自由贸易谈判时应当保持谨慎与小心,不仅要考虑市场开放带来的进出口和外来直接投资增加的影响,也要考虑这些贸易协定对他们追求更长时期的发展目标而采取其他政策与手段的选择权的影响。     

南北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议题分新

南北自由贸易谈判中的互惠原则一直受到批评。与WTO的现有规范相比，南北自由贸易协定在市场准入、政府采购、服务、投资、知识产权和竞争政策等领域超越了WTO的规定，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具有相当的不利影响。因此，发展中国家在进行自由贸易谈判时应当保持谨慎与小心，不仅要考虑市场开放带来的进出口和外来直接投资增加的影响，也要考虑这些贸易协定对他们追求更长时期的发展目标而采取其他政策与手段的选择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