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斯曲线研究新进展

菲利普斯曲线一经发现就很快成为西方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热点,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新古典综合、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等经济学派的论争在很大程度上与菲利普斯曲线有关。虽然菲利普斯曲线备受争议,但它对于解释经济波动以及阐述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新准则企业收入的会计与税收制度差异比较

会计与税收对收入做了不同的规定。会计上的收入体现企业的经营成果；税收上的收入则是各种税收的税基或税源。本文就企业收入的会计准则与税务处理差异做一些比较。     

预期更新过程中的验证性偏见与货币政策效果

货币政策的现实效果依赖于决定总供给的微观行为基础,其中基于预期的企业定价行为是传导货币冲击的最重要机制。因此,预期的形成和更新过程理应得到详细的理论研究。本文认为,在预期更新过程中,对先验信念的过分关注导致的验证性偏见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构造一个带有验证性偏见的总供给曲线是更好地解释货币政策现实效果的有效方式。通过模型的建立和模拟,本文得出结论:与已有的新凯恩斯主义粘性价格模型和粘性信息模型相比,带有验证性偏见的总供给假说更具合理性,解释力更强。     

消费理论研究框架的演进

最优跨时配置模型是当前主流经济学进行消费理论和实证讨论的基本研究框架;同时,这一研究框架也越来越受到来自行为经济学的挑战。从发展历史来看,消费理论研究框架的演进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凯恩斯宏观消费函数、微观化的以确定性等价为基础的生命周期/永久收入模型、包含多动机和多约束的一般化个体最优跨时配置模型以及有限理性的个体行为消费模型。与其他经济理论的发展一     

资源可耗竭、知识积累与内生经济增长

资源的可耗竭性对持续的经济增长起到严重的制约作用。抵消资源耗竭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只能依赖于技术进步。在内生经济增长的框架中 ,引入知识积累将抵消资源耗竭的作用 ,实现持续增长。同时 ,由于自主决策会产生低效率 ,因而需要借助于政府干预 ,促进知识积累 ,抵消资源耗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产品市场竞争视角下负债和投资关系研究

本文以2002～2009年全部上市公司的季度数据作为样本,在产品市场竞争视角下分析公司负债和投资两者之间的关系。实证回归结果发现:公司的资产负债水平与投资在资不抵债和资可抵债的上市公司当中分别表现出互补和替代的关系;产品市场竞争策略强度在资不抵债上市公司中不起作用,但它和产品市场竞争策略类型却对资可抵债的上市公司的投资产生显著的影响效应,并且在不同营业利润率类别当中表现出差异性效应。     

中国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度量与分解

本文在分析索洛余值法缺陷的基础上,以新增长理论为理论背景,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将产业结构变动、资本空间集聚、人力资本积累等因素引入技术进步贡献率的计量模型,使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度量更接近真实的技术进步情况;进而利用新的技术进步贡献率计量方法重新测算了1987—2003年间中国的技术进步状况,发现中国技术进步贡献率已开始出现稳步增长的趋势。     

储蓄倾向差异、要素收入分配 和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高储蓄率、要素收入分配不平等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三个典型事实。本文构建一个非平衡增长模型表明这三者是一个自洽的系统,存在相互制约和矫正关系。在我国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储蓄倾向不同与劳动收入占比较低的背景下,高储蓄会出现两个相反地影响产业结构的动力。一方面,高储蓄转化的高投资更多体现为工业品,阻碍了服务业发展,同时,高储蓄导致的低消费使得恩格尔效应无法发挥作用,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高储蓄导致高投资,推动了资本深化,这又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变迁又反过来影响社会储蓄率和要素收入分配。文章证明这个系统存在一个广义平衡增长路径。     

人工智能的财富分配效应研究*

人工智能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但是现有研究以分析其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为主，关于人工智能对财富分配从而对财产性收入不平等影响的相关研究尚有欠缺。本文通过构建一个连续时间异质性个体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将人工智能对生产技术的影响看作一揽子偏向性技术进步，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对财富分配的影响。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在短期和长期表现有所不同，短期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会提高经济中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而长期中其财富分配效应则取决于人工智能对不同类型技术进步的促进程度。核心机制在于，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多样性在短期和长期中对资本回报率产生不同影响，短期中各类技术进步总是会提高资本回报率，而在长期，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出现差异。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就我国如何在应用人工智能促进增长的同时预防不平等程度扩大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