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政绩考核、冲突任务与“为官不为”——一个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

针对地方政府官员在施政过程中不作为的现象,基于官员治理制度变革的视角,利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官员在多维政绩考核背景下“为官不为”的激励机制.研究发现: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对地方政府官员实施多维度政绩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由过去只追求GDP到要负责完成中央政府分配的多项任务.当前,地方政府官员既要完成实施供给侧改革的经济任务,也要完成提供地方公共产品的民生任务和保证地方社会安定的政治任务,而这些任务目标是相互冲突的.在多元化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规避政治晋升风险,在改革中会表现为不作为.解决地方政府官员不作为的政策措施不能仅集中在强化政绩考核上,而应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在权责对等的体制下,任务的冲突程度下降,政绩考核将更公平也更准确,有利于对地方政府官员的监督与激励.     

农地征用、财政分权与制造业发展

中国式财政分权使预算内财政资源集中于中央政府,进而导致承担诸多经济、社会、政治任务的地方政府设法筹集预算外财政收入,这主要通过农地征用实现。一方面,可以利用城市政府的强势地位用较低的征地补偿成本获得农村土地,再以出让的方式获得高额出让金;另一方面,利用征得的土地发展能对任期内经济增长和地方增值税、营业税收入有积极作用的制造业来取得较好的政绩。我们从地方政府官员追求政治租金最大化的角度刻画了这个政治经济学逻辑。     

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被滥用的原因分析

笔者用职业生涯考虑模型来分析地方官员对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研究发现:地区之间的高度异质性增加了中央和地方之间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情况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中央政府难以准确评估转移支付的使用绩效,从而给地方政府滥用转移支付资金提供了条件.这一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在“对上负责”的体制下,要严格将转移支付资金纳入预算,使地方新闻媒体和人大能够发挥自身信息优势对其监督.此外,应增加主体税种的地方分享比例,减少地方政府对转移支付的依赖.     

中国地方政府治理——一个多任务道德风险模型

现有的研究较多地关注经济增长方面地方政府组织的协调和激励,较少注意政府组织的多任务性质产生的激励问题.本文基于多任务道德风险模型,分析了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权责分配问题.研究发现,若地方政府承担的各项职能存在较大冲突,应该分离其中的职能由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反之,则可以由地方政府承担多项职能.政府机构改革不能仅停留在理清事权、精简机构的层面,要根据各种职能之间的关系来进行权责分配.     

我国生态补偿性财政转移支付研究——基于巴西的国际经验借鉴

生态环境的公共品属性使得生态环境定价较为复杂,而不完善的生态环境定价模式会损害生态环境,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分析巴西生态补偿成功实践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应该根据各种生态功能区发挥的作用差异和受益主体,确定生态环境的价格,构建区域性和全国性生态补偿体系,并应该考虑将生态环境外部性的定价应该反映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构建横向和纵向的生态补偿性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我国的财税体制缩小了收入分配差距吗？

政府的经济作用主要在于资源配置、调节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其中,资源配置一般在于纠正市场失灵,诸如矫正市场活动的外部性、提供市场机制无法有效提供的公共品、满足公民基本的公共服务需求等等。对于偏好迥异的穷人和富人来说,政府提供同样的公共品,他们的受益程度是大不相同的。例如,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失衡的政治经济逻辑

基本公共服务对一国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至关重要.本文在我国的政府治理体制背景下,基于财政分权理论,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公共服务供给失衡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地方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激励来自中央政府的经济发展绩效考核,而不是享受公共物品的当地居民的评价,所以财政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官员对任期内经济增长作用不十分显著的公共服务供给的失衡.本文以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这两项基本公共服务为例,基于1995-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分权的效应,结果发现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的供给的影响显著为负.最后,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论个人所得税的指数化调整

指数化调整措施一般适合于长期持续高通货膨胀的经济状态,通常依据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等反映通货膨胀的统计指标来进行。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不具有高持续性的特点,且CPI并不能完全反映居民生活成本的变化。此外,税收指数化不仅会导致税制复杂,还会增加税收征管和遵从成本。本文认为,在这种情形下实行指数化的收益不大,成本相对较高,有可能严重偏离政策制定者预期目标;而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减少累进档次,并对综合费用扣除额进行调整,则比实行指数化更为简便、有效。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平衡的政治经济逻辑

基本公共服务对一国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至关重要.本文在我国的政府治理体制背景下,基于财政分权理论,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公共服务供给失衡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地主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激励来自中央政府的经济发展绩效考核,而不是享受公共物品的当地居民的评价,所以财政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官员对任期内经济增长作用不十分显著的公共服务供给的失衡.本文以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这两项基本公共服务为例,基于1995-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分权的效应,结果发现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的供给的影响显著为负.最后,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治理

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解决了其治理问题,私人资本引入带来产权形式的变化,并从三个方面影响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一是可强化国有企业对经济目标的追求,从而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二是有助于强化企业内部监督;三是可促使国有企业选择更有效的生产技术.混合所有制改革也为私人资本提供了新的投资机会,因而有助于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有助于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但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建立产权保护制度,以确保政府承诺的可信性;二是必须使私人资本所有者与国有股东处于平等地位,让私人资本所有者享有所有者的权利;三是必须减少政府对企业经营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