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研究

基于我国1986-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本文分析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背景下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内生性;通过测算其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并且构建两者的联立方程模型得出的结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且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更大,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辐射、拉动作用更需提高。因此,我国必须要充分重视并利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互动机制,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实现良性的协调发展。     

企业异质性、贸易自由化与就业变动——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基于企业就业的二元边际视角,利用高度细化的关税数据和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中国制造业最终品和投入品贸易自由化水平,并在考虑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实证分析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最终品和投入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变动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会引起低生产率企业的就业损失和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同时导致低生产率企业死亡率上升以及高生产率企业死亡率下降;相较于投入品贸易自由化,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效应更大。     

企业异质性、中间品进口动态与劳动力需求——基于倾向评分匹配和倍差法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在企业异质性框架下,综合运用Kernel倾向评分匹配和倍差法,从进入和退出两个维度全面考察了中间品进口动态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退出中间品进口市场对其劳动力需求的影响通常表现为显著的、滞后一年的负效应,而与之相反的进入行为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则表现为显著的正效应,并且,这两种影响在时间上存在延续性,在程度上具有渐进性。进一步比较还发现,企业退出中间品进口市场所引起的劳动力需求变动不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均小于企业的进入行为。有鉴于此,给予企业中间品进口动态以足够的重视在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日渐突出的现实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非传统收益:文献综述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为了更好地探讨区域主义的成因,一些学者提出了非传统收益理论。本文对非传统收益理论的相关研究做了一个综述,文末总结了对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一点启示。     

欧盟区域税收协调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建的启示

区域贸易协定（RTA）的目标旨在消除成员间阻碍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的各种障碍，以实现区域内各国福利的最大化。从宏观经济层面而言，税收与经济密不可分，发展区域经济，必然会产生成员间的税收协调问题。从微观层面看税收是产品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内各国税收的差别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区内厂商的成本，从而最终影响区域内商品、     

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GMM方法

本文基于1997年、2002年和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结合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的测算指标,初步考察了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基于1989—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本文构建了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该地区两者间的互动程度。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上海、江苏和浙江三个省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互动程度有所不同。长三角地区必须要充分重视并发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互动机制,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实现良性的协调发展。     

制造业数字化扩大了企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吗——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0—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采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的方法，系统性地研究了制造业数字化对中国不同收入分布企业工资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业数字化有助于企业工资收入的增长，但对高工资收入水平的企业影响最大，从而显著扩大了企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并且呈现出强烈的“马太效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后，这一结论依旧成立。制造业数字化对企业间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类型、地区分布、资本密集度和内部管理成本而异。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证明，制造业数字化通过生产率渠道、创新渠道和产出规模渠道扩大了企业间工资收入差距。本文为客观评估中国制造业数字化的经济效益提供了微观证据，对分配关系合理调整、制造业平稳数字化转型亦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研究进展

随着新古典理论框架下共享一致偏好和预算约束的单一模型逐步向更为可靠的纳什家庭议价模型转变，区分家庭成员偏好的异质性议价能力作为解释家庭经济行为和决策的核心要素，成为家庭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从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内涵界定、测度体系、影响因素及经济效应四个方面对代表性文献进行归纳述评，认为个体特征、家庭结构、社会制度等是影响家庭议价能力的重要因素。同时，议价能力对家庭内部婚姻、金融、就业、生育、消费等家庭决策，以及对后代抚育、女性自主权利、主观感受等社会福利因素都将产生重要影响。最后，本文围绕该领域的研究不足和可供拓展的方向进行了阐述，以期为全面把握家庭内部议价能力问题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