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改后中国出口价格传递弹性的实证分析

汇率传递是汇率变动与其经济影响的中间环节。出口价格的传递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汇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大小。本文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一位数基础上,利用分布滞后模型和协整研究了2005年新一轮汇改后中国出口价格的传递弹性。结果显示,中国出口价格在长期内存在明显的不完传递现象,传递弹性略大于0.5。此外,传递弹性在不同产品间差别较大,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较强的产品,转嫁人民币升值成本的能力也较强,其传递弹性比较大。这些结论为人民币汇率体制进一步改革以及稳定出口增长提供了一些重要参考。     

中国-澳大利亚制成品贸易的实证研究

中澳正在进行的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磋商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初级产品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已成为共识,但双方在制成品上的贸易强度、互补程度等各个方面需要作一个全面的分析。本文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的基础上,利用贸易强度指数、互补性指数、产业内贸易指数对双方的制成品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结果显示:双方制成品贸易较密切,存在相当大程度的互补性,自由贸易区建立后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不过,双方的产业内贸易还需进一步提升合作层次。     

对外贸易影响中国制造业市场绩效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对外贸易对行业绩效的影响,通过选择价格成本差距衡量行业的绩效,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进口贸易对我国市场竞争程度较高行业的价格成本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市场竞争程度较弱的行业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国内行业市场竞争程度越弱,进口贸易的负面效应越大;而出口贸易的扩大对我国制造行业的价格成本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人民币均衡汇率与失调程度:1995～2007

本文在行为均衡汇率分析框架下,对1995～2007年的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及其失调程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996年第2季度～1998年第4季度人民币实际汇率为高估,而1999年第1季度～2005年第3季度期间人民币实际汇率经历了两次明显的低估。新一轮汇率改革以后,人民币实际汇率随着名义汇率的不断升值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高估。在当前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情形下,急需调整逐步升值的汇率政策,避免高估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出口产生的负面影响。     

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制度质量与制造业分工地位——基于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和制度质量影响制造业分工地位的机制,然后基于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和制度质量能够显著地提升一国制造业分工地位,而且两者的交互项为正,即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制造业分工地位产生重要的正向影响;高技术含量的生产性服务进口在提高分工地位的过程中对制度质量的依赖更强;这两个变量影响制造业分工地位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越向中高端攀升,发挥的作用越大。     

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进口价格传递效应——基于企业类型的实证研究

汇率传递是汇率变动与其经济影响的中间环节。传递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汇率变动经济影响的大小。利用分布滞后模型、协整、向量自回归等方法,研究本国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进口价格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传递效应,结果显示,外资企业进口价格的传递弹性明显大于本国企业,人民币升值对外资企业进口的促进作用较明显。由于外资企业进口的很大部分是用于加工贸易,其较高的传递弹性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负面影响。     

区域贸易协定深度与制造业分工地位——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5年跨国面板数据,研究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对成员国制造业分工地位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区域贸易协定深度提高对成员国制造业分工地位有正向促进作用,无论是用覆盖率还是法定承诺率衡量深度,这一结论均成立;相对来说,法定承诺率深度指数对分工地位的影响更大;从细分指数来看,核心条款、WTO-X和非关税条款的深度指数对成员国制造业分工地位正向促进作用相对较大;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区域贸易协定深度提高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分工地位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区域贸易协定深度主要通过进口溢出效应和创新激励效应提高制造业分工地位,而虹吸FDI的提升效应不显著。这些研究结论可以为中国实施自由贸易区发展战略促进制造业迈向中高端提供一些重要参考。     

我国对外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研究新进展

对外贸易是导致我国碳排放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这一因素有别于国内投资与消费,其他国家从中获得了一定的利益,涉及到我国碳排放责任的分担问题。随着我国碳排放量的大幅增加,面临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多,研究我国对外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已经成为焦点之一。基于此,本文从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测算方法出发,总结了我国对外贸易中隐含碳排放...     

欧盟化学品新法规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及其对策

欧盟准备施行的化学品新法规涉及产品非常广泛,不仅包括化学品,还包括化学品的下游产品,其实施势必会对我国出口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我国必须趋利避害、积极主动采取应对措施,才能把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确保我国的出口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