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阶段就业问题解决的基本思路--由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引发的思考

当前,我国现实中并存着城市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美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结合这一模型的内容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的广义工业化的理论,中国现阶段就业问题解决的基本思路就是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我国货币政策效果分析及相应政策

目前我国的总需求仍不够旺盛,物价指数变化率仍在低水平徘徊,经济回升的基础仍欠稳固。因此,究竟如何评价我国当前的货币政策效应?笔者认为我国近几年稳健的货币政策虽然对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并没有达到应该产生的效果。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加以分析,从而提出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若干思考,以期在相关争论中得出较中肯的结论。     

论我国城乡人口迁移中的不确定性及其影响

工业化的理论和经验表明,工业化的过程就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在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中,最早采用数学模型的方法对这种城乡人口流动行为进行研究的是,刘易斯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结构转变模型”,该模型提出了“农业剩余劳动的转移-资本积累-工业部门扩张-二元结构转变”的机制,但由于若干理论假设的不合理,以及政策结论的重工轻农倾向,其理论已渐为人们所冷落,而70年代问世的托达罗模型对发展中国家城乡人口流动的解释,似乎更有说服力。     

信贷扶贫制度的设计与创新—茅于轼扶贫案例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本文以茅于轼先生在山西省的信贷扶贫案例为考察对象，以制度经济学为主要分析方法，指出了茅式扶贫成功的制度背景以及茅式扶贫本身所存在的制度缺陷。本文认为农村金融结构自身的孱弱与农民对金融服务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是茅式扶盆得以成功的基本条件；茅于轼本人的权威主义与龙水头基金管理人的精英管理，是这一制度得以在当地顺利推行的重要保障；茅于轼在基金制度设计上的独具菝匠心，是基金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同时，茅式扶盆也面临着制度构架上的不足和外部制度环境的制约。     

中部地区农地流转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部六省的调查

应用分类评定模型(Logit模型)对中国中部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研究表明:地权稳定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农地转入和转出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年总收入、非农收入比重、外出务工劳动力比重、土地流转价格对土地转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土地转入有显著的负影响;户主年龄对土地转出影响不显著、对转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土地转入和转出的影响均不显著。研究的结果表明,要促进我国中部地区农地流转,必须继续贯彻惠农政策,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完善农地流转的相关政策法规和服务,增强地权的稳定性。     

我国各地投资环境与FDI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

30年来，流入国内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越来越大，中国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热点和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分布至今严重不平衡，高度集中于东部沿海的几个省区。本文从投资的“硬”、“软”两方面环境的角度，全面地分析了影响外资分布的各种因素，并用计量经济模型检验了各因素对吸引外资的影响，测算了它们之间的定量关系。结果说明，除了地理、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成本等因素构成的“硬环境”（或“硬约束”）影响各地区外商投资外，由市场化程度、政府行为、地方政策及法律法规、以及人力资本状况等因素构成的“软环境”的影响和作用日益显著。     

北京人口、资源、环境与城市发展的硬约束与突破

首都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面对人口变动的挑战,需要解决至关重要而又无法依靠外界输的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是: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生态环境容量。城市规模迅速扩大,科学发展理念需要切解决水、能源、大气、交通网络与土地开发带来的变化。     

中国土地财政的社会福利效应*——基于森（Sen）的可行能力理论

本文基于森（Sen）的可行能力理论,运用模糊数学与因子分析法测度中国2004-2013年31个省份社会福利指数,并分析社会福利与土地财政关系。通过理论与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沿海城市社会福利指数相对较高,且透明性担保、社会机会、经济条件、防护性保障和政治自由对社会福利指数贡献率呈递增的趋势。第二,东部沿海地区土地财政收入绝对值与相对值远超西部地区,且各地区社会福利与土地财政二者呈脱钩现象。第三,各地区社会福利指数之间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且各省社会福利指数存在空间集聚与扩散现象。最后,利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发现,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占比与社会福利之间呈倒U型曲线。